雪珥：李光耀的“香蕉炒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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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少西方人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国”——黄肤色的外表、白肤色的内在体系。在很多推崇威权主义的粉丝看来，李光耀与其说是“香蕉”，不如说是“外白内黄”的鸡蛋——外表上奉行英式的精英政治和法治，内在则更精通中国特色的牧民之道——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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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城市的“的哥”，往往都是兼职的政治评论员，对于本地当局，往往是批判、嘲讽为主。“打的”也因此而成为旅途中极为有乐趣的一件事，得以窥探一个地方的政情民意，聆听当地的政治民谣。

　　“的哥”里头能够主动、自觉维护本地当局形象的，极为稀有，我只见过两个城市有此出产—— 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新加坡。

　　与纽约、悉尼和北京的同行们相比，新加坡的“的哥”实在很安静，主要是给乘客介绍当地景点，再谈谈他们在“坡上”的幸福而忙碌的生活。这与我所接触的大多数新加坡当地人一样，为自己这个城邦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和国际地位而自豪，并对现有的体制深表满意——更确切地说，是对现有的体制并没有表达什么不满意。

　　在我周游新加坡的一周内，仅仅碰上了一位另类“的哥”政论员。在雷暴雨中，我们驱车前行，这位一句普通话话也不会说的第四代闽裔华人，告诉我：新加坡无非就是家族生意、家族政治，几个家族几乎控制一切、拥有一切，他把这称为是一个没有共产旗号的“共产国家”（communist country）。

　　这是我在新加坡听到的第一个对现行体制似乎持负面评价的当地人。

　　这位“的哥”接着说：但是，新加坡毕竟还是很不错的，你只要努力工作，总是能有很好回报。他的祖籍在福建，那里还有些远亲有来往，看他们在中国挣大钱，又看他们在中国败家，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可以预测、控制的，远远不如在新加坡稳定安宁。

　　在华人世界里，新加坡华人大约是对现状抱怨最少的、对政治最为冷漠的一群。这个小小的城邦国家，如同一个放大了的精致蜂巢，数百万只工蜂遵循既定的定位，辛勤劳作，根本无暇关注、也无需关注蜂巢结构等“顶层设计”问题。

　　那些大事，都留给了“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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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无法否认，新加坡的最高权力有强烈的家族特色。

　　当地最主流的英文媒体《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头版常常有官二代总理李显龙的玉照。元宵节次日的报纸，头版皆是两张照片：一张是李光耀，一张是李显龙，父子两人共同出席了在总统府举行的元宵游园会，会见了“草根领袖”（Grassroots Leader，当地中文称呼为“基层领袖”，类似中国的社区干部）。

　　这是89岁的李光耀生病之后的第一次露面。此前的春节，他因病而30年来首度缺席团拜活动，引起广泛关注。

　　李光耀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缔造了一个非典型的国家：在这个城邦国家里，政府廉洁、法制健全、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最令华人惊奇的是，在这么一个华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城市，居然十分整洁，毫无华人聚居区惯常有的“脏乱差”，这与全球几乎所有唐人街及伟大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新加坡在政治上也是相当保守的。李所缔造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PAP）一党独大，至今仍是该国唯一的执政党。在“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网站2011年推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The Most Successful Dictators Of The Past Century），对那些以威权手段获得了经济奇迹的政治人物进行排名，李光耀高居第二，超过蒋介石（第四）。

　　在全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当中，用闪电做标志的党并不多，PAP是一家，乍看之下，很容易误以为是一家电力公司的LOGO。出乎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是，这个一度非常反共的政党，信奉的也是社会主义。它曾经是社会党国际（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SI）的成员（澳洲执政的工党也是该机构成员），SI的前身，就是中国人学党史耳熟能详的“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PAP因为反共，在1976年被逐出SI，而首倡出此提议的，是英国工党和荷兰工党。愤怒的李光耀为此与那些欧洲同志们隔空笔战，争论新加坡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该如何走。

　　事实上，PAP和李光耀都是孤独的，他们在探索一条的确迥异于任何现成模式的治国道路，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框架的解释能力，也因此收获了来自东方的粉丝和来自西方的质疑。李光耀本人从不掩饰自己对威权主义的欣赏，在最近刚出版的一本新书中，他甚至如此评价中国：“（中国不应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我在中国的微博上转摘了这句话后，引来了吐槽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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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和谐稳定，被不少人归功于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稳定，实际上那是表象，骨子里还是托福于卓越的经济成就和廉洁高效的政府。

　　尽管PAP在新加坡一党独大，但这个城邦国家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制国家，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得到了普遍的遵循。即便是PAP，也是通过全民选举的票决方式获得执政资格，尽管在选举规则等的制定上，它有极大的影响力。民众看到的，只是一个民选政府在法律体系下的运营，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党务系统。

　　PAP的缔造者们，是一群接受了英国高等教育的本地精英，如今其15000名成员，也是新加坡当地的精英人士。信奉的虽然也是社会主义，但PAP并不推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执政党，其执政行为和技术模式，与西方其它执政党并无大的区别，那就是依法执政。这种对法律的敬畏和尊崇，正是当年的宗主国留下来的“正资产”之一，这与一些国家的政党以工农自居，蔑视一切规则甚至蔑视自己制定的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不少西方人看来，新加坡是一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国”——黄肤色的外表、白肤色的内在体系。在很多推崇威权主义的粉丝看来，李光耀与其说是“香蕉”，不如说是“外白内黄”的鸡蛋——外表上奉行英式的精英政治和法治，内在则更精通中国特色的牧民之道——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

　　其实，新加坡就是一盘由李光耀掌勺的“香蕉炒鸡蛋”，它之所以能左右逢源、东西兼顾，或许并不在于其中的香蕉或者鸡蛋，而仅仅是因为它的体量。在mini版的小国寡民中，任何样式的菜谱，其成功概率或许都不会太低，但要放大到max版的泱泱大国，其口味、甚至卫生安全还能被同样有效掌控吗？

　　“治大国”，除了“不折腾”这点之外，毕竟与“烹小鲜”应该大有区别吧。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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