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姚建莉 北京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强调，尽管中国目前城镇化产生的问题未必都是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但西方的城乡差距是市场造成的，政府通过资源配置和制度设计来缓解，而中国的问题是市场和制度共同造成的”。
因此他反复强调，城镇化转型必须解决制度问题。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21世纪》：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特色是什么？
唐子来：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跟经济发展是一个模式，都强调速度，过去五年每年新增城市人口近1700万，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34%。从1978年城镇化率17.9%到今天的52.6%，30年里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
但关键是产生了很多问题，就跟粗放式的GDP一样，中国创造的GDP占世界的比例，和我们为了这些GDP所消耗的资源能源占世界的比例，肯定是后者超过前者。
目前城镇化跟经济发展一样都面临转型，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唐子来：为了这些GDP，我们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效率是不高的。未来如果城镇化不转型，还是粗放型，在资源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都减少的情况下，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城镇化是走不下去了。
更加严重的是社会公正。第一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没有四金，小孩不能入学，收入也低，但他们觉得总比农村好，而现在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追求自己的尊严、社会公正，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幸福感也下降了，尽管收入有提高，但社会差距也在拉大。
《21世纪》：农民工市民化是拉动经济重要的动力？
唐子来：2012年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51.3%，但是其中只有36个百分点是户籍人口，还有16个百分点是农民工，如果能把这部分人大概2.3亿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的需求会很大。
但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过程，这是基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理念的制度变革，市民化不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而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有问题，是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需要制度变革
《21世纪》：人的城镇化关键靠什么来解决？
唐子来：在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关键的是政治建设，不然很难使另外四项建设形成协调和平衡的格局。
而农民工市民化其实就是因为制度，而且不只是农民工，城市里很多底层市民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所以现在很多人把城镇化称为“伪城镇化”、“半城镇化”。制度的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解决。
《21世纪》：你说的制度方要包括哪些方面？
唐子来：主要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
土地应该集约化，否则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全是空心村，这是浪费，而还在务农的又因为资源少而穷。同时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应该匹配等。
我们在安徽看到，现在强调的是中部崛起，承接产业转移，污染也都承接过去了。对地方一把手来说，考核还是靠GDP，所以都是零地价，而且动迁费用都是政府贴，就此政府获得就业岗位和GDP。
作者：姚建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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