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收入分配改革重点还在“提低控高”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当下又面临哪些阻碍呢？

　　多位专家接受本报专访时纷纷表示，“中国梦”既是一个“到2020年收入倍增”经济增量的表述，更深层的含义是，它是一种对中国人民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景，其中也包含着民众对改革的期待。

　　“做大蛋糕”

　　31年“中国梦”GDP接连翻番

　　早在邓小平时代，国家就提出了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是最早关于经济目标翻番的提法。1982年9月1日-11日，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确定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目标。至此，新中国下的“中国梦”开始有了雏形，小平同志提出的翻两番目标也在上个世纪末顺利完成。

　　作为对邓小平现代化战略构想的衔接，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第一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计划到2020年，让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

　　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也是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第一次明确纳入党的报告。

　　怎么切“蛋糕”

　　收入分配不均 亟须体现公平

　　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内地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项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显示，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 反映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了中国亟须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据专家介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收入倍增，是指去除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翻一番。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慢一些，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这恰恰也响应了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的“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收入分配理念。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虽然近年来GDP年均涨幅近10%，但收入分配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国企利润上缴制度没有建立并实施；中小企业税负过重；另一方面，在二次分配领域，国家财政用于社保或者其他民生建设的支付力度还不够等等。

　　对此，苏海南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在“提低控高”，对于低收入人群应当给予社保政策的扶持，而对于垄断企业，如石油、天然气和通信行业等，当出台政策调节高管的收入。

　　“首先，政府要通过九连调、新农保、新农合等政策安排在二次分配领域提高最低收入水平。并对垄断行业和高收入行业的收入调控提出针对性政策。”苏海南说，但深层次的还是要在资源分配上体现公平，让社会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

　　对话杨宜勇

　　依靠“人口红利”增收难以为继

　　专家介绍：

　　杨宜勇，1963年10月出生，湖北宜都人。现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职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收入倍增”的内涵是淡化速度

　　华商报：从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每一届领导人都提出这样的目标，为什么？杨宜勇：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就要赶超。收入翻番是“赶超”这个概念中间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已经连着翻了很多番了，从1978年以来，我们几乎是每7年就翻一番，只是我们的民众感觉不大。

　　华商报：就像您说的，民众觉得生活上变化还是不大？

　　杨宜勇：这主要是因为只看重数量不看重质量。钱多了，房价也增长了，有些人还说工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房价的增长呢，所以意义就不大。

　　华商报：那要怎样才能从数量到质量？杨宜勇：就是以后要淡化速度，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模式要转变和收入分配改革等。十六大时提出要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到十七大提出“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到了十八大更淡化了“快”。

　　基于“人口红利”的高增长要转型

　　华商报：有人说，我们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其实是依靠“人口红利”而快速发展的，这样的“快”是否存在问题？

　　杨宜勇：是的，这样很不好。美国人提供技术，来中国榨取劳动力，他们把这个称之为“微笑曲线”，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就是“痛苦曲线”，因为美国人的微笑是建立在中国的痛苦之上的。

　　华商报：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收入翻番概念就是基于“人口红利”的，现在到了一个转型期？

　　杨宜勇：有“人口红利”期就有“人口负利”期，出来混都是要还的。现在，体现人口红利的是数量，以后进入人口负利期就要用数字去取代，就是用增长百分之几去代替你有多少人口。

　　收入倍增重点在分配改革

　　华商报：像您这么说，“中国梦”的目标，也就是基于我们未来十年的转型之上的？

　　杨宜勇：“中国梦”的目标要实现，就是得自给、改造。我们要的应当是一个全新的、素质一流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就要往上竞争。我们过去是价格竞争，人家出10美元我们只要8美元；向上竞争就是我们生产别人生产不了的东西，拥有定价权。

　　华商报：在实现收入翻番的目标下，必须要解决的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杨宜勇：收入倍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按照现在的GDP增速，十年实现不存在问题，所以这个重点确实是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改革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加大富人和中产阶级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第二个是要提高他们的素质，让劳动力能够充分进入劳动力市场。最终缩小收入差距，改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国富”和“民富”其实是统一的

　　华商报：对于弱势群体，我们更寄希望于社会保障的实现，您如何看待社保对他们收入的改善？

　　杨宜勇：社会保障主要还是低保，我们国家现在有低保的也就是总人口的5%左右，低保对弱势群体是很重要的，它的救助意义远远大于我们所理解的。要从制度上去重视社会保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华商报：早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国富民强”换成了“民富国强”，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民富实现了吗？

　　杨宜勇：我觉得社会上现在有种思路很不好，就是把“国”和“民”对立了起来，说国富民不富，其实我觉得这两者是统一的。只不过有时候国家拿多了，相应的民就拿少了，我们争取的就是让国家能不能少拿一点，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30多年来，纵向相比老百姓肯定是富了。所以国和民一定要统一起来，有问题解决问题，只有站在一个立场上，才能减少内耗，共同实现“中国梦”。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