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理解民间借贷风波

　　前不久，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到浙江温州以及最新的陕西神木，各地民间借贷市场频现风波。

　　上述地方民间借贷市场发生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量民间资金投向了房地产项目，而该区域房地产市场低迷，使得房企资金链断裂，从而出现借贷风波。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仅就温州来讲，民间借贷市场出现问题，是前几年信贷宽松导致企业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光伏、造船、房地产等产业所致。然而，深入到风暴中心后不难发现，最令人揪心的是，当地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那种长期机制已不复存在。而这些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从本质上来说是民间长久培养的中国式契约精神。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精神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温州债务风波的基本机制。按诺斯的分析，交易成本的存在是制度产生的根源，非正规约束也能降低交易成本。它们其实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没有人刻意设计过，但是遵守它对每个人都有利。在交换成本确定的情况下，交易双方都有意采取主动措施，使得合约得到履行，以换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温州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得很好，与传统民间借贷密切相关。温州开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跃胜指出：“温州的文化是熟人文化。有熟人来说， 你给我担保一下，要是不担保，就连兄弟老婆出门都会被人骂。”这些非正式约束是经过多次博弈之后确立的规则，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朋友等熟人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如果熟人双方形成一个正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一种信用的正反馈，这些非正规的合约就会得到执行。如果双方形成一个负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信用的负反馈，合约就难以执行。

　　这些非正式合约的目的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然而，一旦合约执行受到破坏，就会出现混乱，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提高风险。特别是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熟人之间的非正规合约就面临更多的负反馈风险。按诺斯的理论，这时候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监督合约的执行，国家就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力量，使产权监督和有效实施合约成为可能。

　　然而，在笔者看来，第三方监督需要耗费成本，同时，如何有效监管也会成为一个难题。

　　就这次债务风波的发生机理来看，银行发现了一些产业出现的风险，而后不断收贷、抽贷和惜贷，很多企业只好通过高息民间借贷来融资。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信用好的企业不可能通过高息民间贷款来渡过难关，出现问题的企业才会到民间市场借高利贷，人人都是这么猜测的。于是，实际执行的利息率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这时候一旦一个环节出现信用问题，民间借贷就跟着出问题了。而一旦民间借贷出问题，企业最后一条生路就被破坏了，企业互保、联保贷款又将风波扩散。传统民间高效、低风险的借贷合约就不能达成一致，更遑论合约的执行了。

　　普遍性风波的出现，使熟人关系构建的合约自我实施的约束机制也不起任何作用。然而，由于这些合约的非正规性，它们很可能堕入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有第三方监管，或有一个信息平台公布企业资信与财务状况，可能会减少非法集资破坏性的冲击力。全国各地出现的企业债务风波，基本上都是沿着非正规合约的自我执行瓦解这条机理发生的。不过温州的民间合约信用度比较高，其他地方的信用度较低而已。

　　鄂尔多斯、温州、神木等地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是中国影子银行风险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当地合约自我实施机制的不复存在造成的，这破坏了民营企业成长的本土信任土壤。温州等地的民间借贷风波是转型期中国金融风险的象征，一些企业倒闭了还可以东山再起，而如果民间合约自我执行的循环机制不复存在，就相当于民营企业孵化和成长的土壤被沙化了。

　　因此，重塑已经破坏的民间契约精神，修复民间合约的自我执行机制，才能恢复中小企业竞争繁荣的局面，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潜能。

　　（作者系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