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图)

　　近日，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等发布《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为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根据这项排名深圳、北京和上海为前三甲。

　　当前，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建设，是未来经济高增长的支撑点，且由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可控和可塑性上弱于新型城镇化，因而今年甫一开局，全国各地都为市场准备了一份新型城镇化的投资盛宴。而此时用具象指标量化和标准化城镇化质量，显然为各地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参照。

　　不过，报告过度强调人均GDP、可支配收入和城市规模等与城镇化质量的正向关联，不仅令人疑思这些指标能否客观呈现城镇化质量，而且引发我们对城市经济乃至经济增长绩效的深层考虑。一些研究者基于城乡居民消费比，认为人口城镇化会促进消费增长，为经济注入新动力。但若考虑到目前已有2亿多非城市户籍居民已在城市生活，那么人口城镇化很难提高最终消费，如前两月社会消费率零售总额增长12.3%，为2004年以来最低，反映预期人口城镇化提高消费有些过于理想。

　　事实上，当前中国城镇化质量值得关注，根源于中国的投资边际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趋向回落状态，使经济倚重为追求资产收益而非利润最大化的负债投资，加大经济增长困惑。其一，人口老龄化和工资上涨，能源等高对外依存度，3D打印、人工智能和纳米新材料等技术变革，既压缩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又降低了国际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程度，导致利润最大化投资的机会和空间收窄，使国内投资趋向于追求资产泡沫逐利收益。

　　这类投资不仅是低就业投资，降低了城市对户籍劳动力的安置能力，而且对城市经济的社会分工产生了明显影响，即城市社会分工网络面临退化特征，典型的就是城市越大，房价越高，城市运营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越高，最能安置就业的产业在高运营成本下被迫向城市外转移就业，如上海等地自2010年就出现企业实体部分的外移。

　　其二，目前地方一些投资都属于负债投资。这种投资尽管可提高城市规模、人均GDP等，但却并不真正产生经济增加值（EVA）。民航总局李家祥认为，尽管全国150多个机场亏损20亿元，但带给地方2万亿元以上的经济量。

　　这种投资尽管在亏损下可做大GDP，但却佐证了中国投资边际收益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并或将使地方面临债务紧缩风险。有关研究测度中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为GDP的2倍以上，这些巨额投资在投资边际收益率下，会导致资本外流持续加快，人民币贬值压力突出，国内市场真实利率趋高等，并使经济陷入债务紧缩，并将牵制货币政策的能动性。

　　如果适度使人民币贬值，已拥有大量外债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等将因债务紧缩而反对（自2010年以来房企、国企和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外债），甚至触发房价泡沫破裂；而若维持人民币坚挺，中国顺差收敛，外汇占款低增长，进而抬高市场利率，增加本币计价的债务成本，使其面临债务紧缩。显然，以上投资都可能会做大债务紧缩蛋糕。

　　由此可见，城镇化质量不是经营城市的质量，不是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的多寡，而是城市对居民内敛的情感忠诚度和行为忠诚度。否则，城市很容易肩扛负债增长重负，加剧经济泡沫化，提高城市运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