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土地财政转型才能破除城市化原罪

　　生态文明要与城镇化深刻融合

　　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就是要在推进城镇化生态文明的理念过程中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要再少一点“人定胜天”，多一点“顺其自然”。从城市微观层面来讲，就应该注意把握城市主体功能。如北京、上 海的主城区，城市内部要按照主体功能区的思想进行布局。实践证明，把一个城市空间划分出若干功能单一的功能区，如CBD、居住区、购物区、大学城等，是一种落后的规划思路，现在许多城市问题的产生都与这种规划思路有关。而按照生态文明原则，除了高污染的工业区，一个城市只要区分主体功能就可以了。划分主体功能，实行混和用地，让工作地与居住地尽可能近，减少出行量，就会减少交通量，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当然，调整空间结构，城市内部还有很多可以按照生态文明理念改进的方面。现在很多城市调整空间结构的做法是给汽车行使和停车腾出更多空间，挤占了自行车、步行和绿色空间，这是生态不文明的做法。很多城市声称要建设绿色建筑、低碳建筑，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绿色建设，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规划设计城市的水、交通、能源、防洪排水、污水、垃圾处理等系统，减少水泥化的工程措施，减少对自然生态和文化自然遗产的干扰。新建筑要生态，老建筑不是一拆了之，而是通过改造变得生态。把生态文明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要注重城镇建设在微观层面的生态融合。

　　新型城镇化是内涵式扩张

　　随着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各界对中国城镇化的热烈解读。在各种不同解读的同时，也出现了争议，甚至批评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担忧新一轮城镇化又变成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出现房地产化、新的圈地运动，重走之前的投资驱动的老路，尤其对40万亿的巨额城镇化投资数据进行了批评，认为神化了城镇化的作用；二是认为城镇化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能作为政策工具，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需要减少干预；三是认为城镇化是结果而非是工具，如果将城镇化作为工具那么就可能本末倒置；四是认为新一轮城镇化运动会带来新的圈地运动，逼着农民上楼，将出现新的严重矛盾。那么对新型城市化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与之前的城市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是内涵式的扩张。首先，这轮新型城镇化更多的是要体现改革的思维，也就是要将城镇化作为最大内需潜力，将改革作为最大红利，两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动力。其次，这轮新型城镇化肯定不是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和房地产大跃进。这轮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最后，城镇化是结果但也是产业发展的平台。应该说城镇化必定是靠产业作为支撑才能够发展，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必定是危险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要为城市预设发展极限

　　当前大城市人口膨胀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也有许多城市也在极力扩张城市规模，向大城市、超大城市进军。尽管各大城市已经认识到了人口膨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并未引起各地足够的重视，因此出现了“言行不一”的现象。一方面，大城市频频表示要努力解决人口膨胀问题，但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往往又回到了扩大城市用地规模，促进人口膨胀的发展老路上。一个城市容纳的产业越多，从业人员的需求就会增加，相应的各类服务行业也会增加，这些行业的人员也会随之大量涌入，一环接一环，引发人口流入呈几何数量的增长。而人口快速膨胀，必然增加城市交通、医疗、文教、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负担。安邦研究人员认为，在规划城市发展时，应该根据当地情况预先设置发展的极限。例如，美国波特兰市就以立法的形式限制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在这样的法律限制下，开发商自然致力于高密度的建筑和城区开发；波特兰市不仅位居宜居城市榜首，还备受无烟产业的青睐，吸引了包括IBM在内的许多大企业；大峡谷的流水漩涡峡谷每天限制两位数的游客流量，全球游客仍然趋之若鹜。

　　土地财政转型才能破除城市化原罪

　　“原罪”一词来自宗教，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从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城市的发展在促进人类文明前行的同时，不断地带来历史的“原罪”。随着当代城市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成为灾害发生并迅速扩大的平台，城市化成为灾害化的一部分。英国、巴西和中国等在城镇化过程中情况各不相同，但都显示了对土地和农民的掠夺是城市的原罪。在中国，土地，是城市化的原罪，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土地似乎成了中国发展模式关键的“密码”，但毫无疑问，作为城市发展的供给要素，这一密码不可持续，地方政府不能永远做“房地产开发商”。在未来十年，中国必将完成跨跃市场经济的临界点，“房吃人”的土地问题根源即土地财政如何破解，将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国新型城镇化核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传统城市化进行修正，就是要破除土地财政。

　　推动城镇化谨防GDP主义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50%降到了20%左右。在这一时期，很多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城市化也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按照这一规律来看，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沿海地区就业人口之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率已经是低于20%或者是接近于这个比例，因此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会放缓；内陆地区，农村的就业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40%乃至5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之高的。此外还应注意的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当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接近或者是低于20%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矛盾，即更多的人集中到城市后带来的矛盾会显现出来。当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程度后，GDP增速和城市化率并不是均衡递增的，但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在制定五年规划时，总是以一种匀速递增的思想来描绘蓝图，这就与客观规律产生了偏差。对于各地政府来说，应该对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的变化规律有个清晰的认识，一味的追求GDP总量和GDP增速，往往忽视了伴随城市化率上升而来的诸多城市问题。

　　针对国民休闲城市需提升公共服务

　　近日，国务院下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纲要》提出未来六项主要任务和措施，分别为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改善国民旅游休闲环境、推进国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民旅游休闲产品开发与活动组织、完善国民旅游休闲公共服务、提升国民旅游休闲服务质量。同时，也将对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此，我国距离全民休闲时代更近了一步。对于各城市来说，全民休闲将给城市商业、服务业等旅游相关产业带来快速发展的机遇。但是，目前各地的旅游休闲公共服务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这将是一大制约。因此，要结合城市公共服务系统建设，重点加强针对散客的旅游休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目的地公共信息网站、旅游咨询中心、标识系统等；此外，根据城市具体情况，城市公园、休闲街区、休闲综合体、乡村旅游区、自驾车服务体系等也是服务提升的重点内容。

　　加拿大家庭农场，专业化案例

　　自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之后，各地政府、企业和个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国内，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家庭农场发展模式，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家庭农场的经验可以借鉴。加拿大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农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以精良的谷类、油籽、蔬菜、精肉和乳制品著称于世界。在加拿大，农业以家庭经营为主，它们是典型的家庭农场。加拿大家庭农场的现代化水平很高，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大致配备有两台拖拉机。据悉，加拿大目前已有一些农场实现了智能化，挤奶用机器人。专业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在加拿大，农业的专业化生产分别体现在区域布局的专业化和家庭农场产业分工的专业化两个层面。从区域来看，加拿大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已在全国10省中形成了不同的区位优势。谷物生产主要集中在阿尔伯塔、萨斯喀彻温和曼尼托巴“草原三省”，中部地区的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则以奶牛、肉牛、鸡、猪等畜牧业和蔬菜、水果、马铃薯等精细农业以及烟草、枫树产业等特种作物为主。在分工上，加拿大家庭农场主要分为饲畜业农场、谷物农场、农牧业混合农场和特种作物农场4类。饲畜农场以饲养牲口为主，谷物农场基本上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等大田作物，混合农场既种植大田作物，也兼养牲畜，特种作物农场主要从事水果、蔬菜和烟草等耕作。

　　作者：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