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周有光——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民主的世纪。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说过类似的话，中国的李慎之讲得最多。在这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人类历史来了个大大的“猛回头”，发生了一系列标志着从革命向民主过渡的重大历史事件：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打着“马列”和“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政权纷纷垮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出现了三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李慎之、朱厚泽、周有光，前二者已先后去世，只有周有光至今健在，但对他的伟大之处，对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价值，我们至今还没有到位的把握和认识，这大抵是因为中国改革的曲折复杂性，扰乱了我们认识历史和现实的眼光。现在人们才刚刚开始注意周有光的贡献，这是我们思想界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幸事！

　　这三位启蒙思想家都注重从三个方面高举起现代启蒙理性的大旗，一是政治批判，二是思想理论的剖析，三是历史文化的透视。李慎之以政治批判见长，朱厚泽以理论分析见长，周有光则在历史文化透视上现出自己的优势。他们像“五四”先贤一样，大声呼唤科学和民主，所不同者，“五四”时期，“共产主义”乌托邦作为一种“学说”和“理想”也是西方传入的新思想之一，是启蒙大潮统一战线中的一员，而当今这次启蒙，“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已彻底失败，新时代启蒙者的任务是深刻认识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教训，从科学、民主的口号中剔除那些左倾激进的反启蒙的思想元素。有识之士指出，物质的柏林墙倒塌已经二十多年，但精神的柏林墙还有待在全球化之中加以推倒。这就是新启蒙者的历史任务，但他们常常因而被极左派指为“右倾”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周有光的文字轻松活泼，短小精悍，富有“喜剧性”与幽默感，读之多有“快感”，但深思之后叫人沉重起来，因为他的文字涉及的历史内容是十分重大而且沉甸甸的。

　　周有光的文章有两大特征：一是巨大的“颠覆性”，二是完整的系统性。他教我们重新看历史，重新看世界，重新看一切我们从不怀疑的人和事。一旦颠覆了那些我们几十年来接受的“正面”教育和那些“原则”、“思想”，我们一下子成了“新人”！我们为过去的愚昧无知而感到羞耻，也为周有光把启蒙之“光”送到我们心灵上而由衷地高兴。譬如，过去我对“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陷于迷信的，对它毫无怀疑。周有光告诉我们：马克思只看到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发展阶段的前半段，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一战二战之间）和第三个阶段（二战之后），没有了解更无直接体验，他的共产党的“圣经”《资本论》只能是逻辑推理之作，而不是可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著作。这话讲来平实，其力却有千钧！又譬如他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的分析，更是振聋发聩，使我们看清世界大势。李慎之把“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看作“一化”，而且提出了“全球价值”问题，周有光也是这个意思，却讲得更生动、浅显一些，易于为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周有光启蒙思想的系统性，使他的每一个具体论点都不是孤立的、零碎的。他的许多说法，看起来是一句话，但一碰就碰到了他那个“体系”，使之颠扑不破。他有一个“三段论”的大体系经济上：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政治上：神权时代、皇权时代、民权时代；文化上：神学、玄学、科学。按照这个“体系”，许多历史现象都得到了合理解释。前面讲到的《资本论》充其量也只是“玄学”（逻辑推理）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的科学著作。依此类推，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产生的许多“学说”、“理论”，有的属于“神学”，有的属于“玄学”，真正的科学著作并不多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接受“左倾”教条主义教育的人来说，周老的教导真如醍醐灌顶！

　　又如文化问题，我本人在80年代之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80年代之后，则完全陷入了“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服膺前者，便会被文化民族主义捆绑起来，不能接受普世价值；服膺后者，似又难逃“文化帝国主义”之“侵略”，读到周老谈科学的一元性与“双文化”论的文章，我才豁然开朗，问题得到解决。而这个“双文化”论，又是牢牢地系在周老文化三段论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理论体系上的。

　　我将把周老的著作当作思想文化史上的经典著作来精读。周老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如此高寿很难得，有如此高见更加难得。这“高见”是大写的，不是指对一般事物的高明之见，而是指一个划时代的思想文化体系！

　　2013年3月1日于跬步斋

　　附注：在文中只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这是从他们的代表性来讲的，也可能带有我个人的偏爱。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详见拙文《时代呼唤真正的启蒙思想家李慎之逝世十年祭》（《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董健为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作者：董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