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就事论事

　　如果不从体制上加以根本解决，不打破行政垄断，不解决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改革能走到何种地步就不得而知。

　　原定2012年6月底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先被推迟至10月底，随后延迟到12月底。这期间传出改革阻力主要自央企高管。而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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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民生领域改革的焦点：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但又频频夭折，难见成效。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的贸易增速下降情况下，启动内需和扩大消费是调整经济结构，更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

　　收入增长是启动内需关键

　　中国就启动内需和扩大消费已强调多年，其所以收效不大，主要是因为体制不顺和政策扭曲，且多年来并未真正加以解决。消费的基础是收入，且是可支配收入。2012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加快，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9.8%，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12.3%，超过了GDP的增速。不过，这只是对之前长期增长过慢开始进行的一种校正，需要继续推进。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过慢，下降过多，其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10个多百分点，与此相应，最终消费率也从“六五”时期的65%以上，下降到了“十一五”的50%以下。因此，能否保持居民收入的继续较快增长，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是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关键之一。

　　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第4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其实，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启动由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2010年初和2011年末，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均未通过。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涉及到不同部门、不同人群、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现行既得利益进行调整，即使既需要，又合理，还可行，都会遭到利益受损者的抵制和反对。这就增加了方案制定和出台的难度。另外，发改委虽是综合部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但在现行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安排下，也难以制定出真正可解决问题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方向和一般原则比较清楚。但为什么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根源何在？如何形成？不真正弄清楚问题，就难以制定正确的解决方案；退一步讲，即使制定了方案，也不能贯彻落实，原则仍然是原则，方案仍然是方案。

　　增长过慢、差距过大需破题

　　在初次分配中，要解决两个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要解决企业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该问题使得在可支配收入中，企业收入所占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的15%左右，提高到现在的20%以上。造成企业收入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劳动者在劳资双方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中国劳动资源比较丰富，而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是一个向资本倾斜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政府会对企业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包括低廉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在发展初期难以避免，但发展起来后，即应着手调整，但我们却调整得太晚了。近年来，随着民工荒和招工难的出现，该情况有所改善，工资有了提高，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以及制定工资随经济发展有序提升的制度。第二，垄断部门利用垄断地位，不仅把产品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获取超额利润，还借助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把成本压低到正常成本之下，攫取垄断租金。这种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是现行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主要问题，如果不从体制上加以根本解决，不打破行政垄断，不解决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收入分配改革能走到何种地步就不得而知，而发改委也难以制定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改革方案。

　　另外，还要解决相关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且近五年来高管薪酬增长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的增长。应当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在一般民营企业中，高管薪酬与普通职工工资不会有这么大差距，因为其不仅有市场竞争的约束，而且还有产权制度的约束，投资者不可能支付经理人这么高的薪酬。但在国有企业，高歌猛进的高管薪酬，与职工工资相差千倍甚至万倍的事情相当普遍，因为，这里市场竞争的约束微弱，而产权的制度约束也不存在，作为内部人，企业高管控制决策，自定薪酬，无人监督制衡，再加上股票期权等激励制度的缺陷，其收入不断大幅提高是很自然的。如果我们仍然把国有企业当作共和国的长子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不对国有经济进行认真彻底的改革，仅仅依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减税与减费

　　如果不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收入分配改革也就只能在再分配领域做文章。而再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收入过多，增长过快，解决的办法是减少政府收入，增加居民收入。从减少政府收入来看，一是减税，这里主要是减少个人所得税，能否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能否按家庭人均收入计征，能否拿出具体可操作的办法？二是减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无限政府的问题，建立一个有限政府，使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受到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将难以真正解决减费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政府行为企业化色彩过强，各部门首先为本部门取利，其次才为公共服务，要想减少行政费用的支出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国务院在2012年取消了30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是大好事，但在现行政府体制下，政府自我授权、自立章法的事如何约束？

　　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

　　除了上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问题以外，灰色收入和官员寻租腐败是一个更严重更难以解决的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一般问题还有账可查，有数据可考，而灰色收入和寻租问题是暗箱操作，难以查证。按照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调查估算，2008年的隐性收入是9.3万亿元，现在则更多，至于寻租腐败更是相当普遍，这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去解决它们赖以产生的制度条件，仅仅通过税收手段加以调节，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会使获取灰色收入的手段更加隐蔽，使寻租腐败更加猖獗。不仅如此，我们的征管手段不够，征管的基础条件薄弱，连征管的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如何加强征管。至于寻租腐败，离开了媒体和司法公开监督，是无法解决的。总之，这需要从源头上解决。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高净值人群的收入和消费问题。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其与兴业银行(601166,股吧)合作《2012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显示，中国目前净资产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平均年龄39岁，其中亿万以上的人群约6.35万人，平均年龄41岁。其消费能力很大，但也相当畸形。很多人不仅把资产转移国外，而且消费也投向国外。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存在问题，私人没有财产安全感。如果不解决财产保护问题，高净值人群的消费对国内消费的贡献也就很小。

　　要启动内需和扩大消费，除了增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稳定收入预期以外，稳定支出预期也很重要。现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支出是压在人们头上的几座大山，因此其他消费也自然无法扩大。这就要求政府有所作为：一是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主要是教育、医疗、就业保障和环境保护支出，近几年这几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但差距仍很明显，否则，我们的教育、医疗支出不会落到世界排名100位以后。二是增加转移支付，主要是指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和照顾。近几年这方面有不少进步，但问题仍然不少。比如，非低收入者居住和享用了很大一部分保障房，削弱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就收入分配讨论收入分配无法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恐怕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