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保安集团上市梦：王立军计划融资十数亿元

　　保安集团“上市梦”

　　重庆保安集团上市寄托了王立军的十数亿元融资计划，但改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务院《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管办分离”的原则相悖

　　“上市的计划暂停了。”1月30日，重庆市保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保安集团)董事长高正超在电话中对《财经》记者说，但上市的想法并没有放弃。

　　2011年7月15日，由重庆市公安局出资成立的重庆保安集团挂牌，上市工作纳入计划。该集团还试图引进新加坡保险机构，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安服务公司。但其将上市材料提交证监会后，因争议太大被搁置。

　　重庆保安集团上市，是王立军重庆警局改革规划的重要一步。这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在治安管理层面，庞大的保安队伍被王视为警力的补充。集团成立后，经王立军批示，计划在五年内从4万人扩张到12万人。

　　第二层面则是经济上的。在王立军看来，保安公司的经营利润由同级党委分配，那么由重庆市公安局出资成立的保安集团，亦由他主导的市局党委决定利润分配，成为公安局的“钱袋子”。据《南都周刊》报道，2011年9月，王立军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时提及，等到保安公司上市后，要拿出15亿元成立“警察人民公社”。

　　基于此，重庆的保安业改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务院2009年《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管办分离”的原则相悖。按王立军的设想，不仅各级公安局出资设立保安公司，还将在全市强推“统一管理、统一派遣”，其实质是重庆保安集团垄断当地保安服务市场。

　　因此，其上市未果在情理之内、法理之中。接近保安集团的人士透露，为符合《条例》的规定，公司股东将调整为重庆市国资委，并在暂停社会保安收编工作的同时，加快拓展了驾校、标牌生产等业务。

　　改革基调

　　重庆市保安业改制原本是全国格局下保安业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这场改革启动于2004年，为应对WTO开放承诺，时任公安部高层相继批示“要把保安工作作为一个大事业来抓，全面推进保安服务的市场化进程”，“要以革命性手段推动保安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

　　此后，重庆各区纷纷注册成立保安服务公司。比如，经重庆市公安局批准，2008年4月，重庆市江津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同年5月，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出资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重庆市巴南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10月29日，刚到重庆四个多月的王立军，在重庆安保行业和协勤队伍清理整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奠定了重庆版本保安业改革的基调。

　　在王立军看来，保安是警力的补充：保安协勤是重要的防控地带，是公安机关将管理融入社会的第一阵地、第一要害部门，代替了社会面上85%的要害部门保卫任务。因此，他强调对保安行业的管理要“当权不让”：“保安协勤队伍是公安机关组成的一部分，这是公安机关的权力，不是哪个集团哪个企业随便搞队伍帮派，这是决不允许的，是无政府状态的表现。保安不配合警方工作的要立即处理，并追究领导责任。”

　　在这种将保安视为一个“重要行政力量”的想法下，他提出，政工部门要下管两级：一级是市局保安总公司，二级是区县的保安公司，或者游离于区县之外的，但有条件成立保安公司的各大型企业社会团体。两级班子由政工、基建、审计、治安等部门考核。而经营过程中的利润，由同级党委班子分配。

　　2009年9月，国务院通过的《条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路线，要求“管办分离”：保安公司与公安机关彻底脱钩，符合条件者都可申请办理；公安机关不得自行开办保安公司，而要负起监管职责。2010年2月，公安部颁行《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按照《条例》规定改革。

　　但是，“管办分离”、将保安行业让渡给民企，违背了王立军的初衷。以打造保安集团为核心，王立军推行了一套与国务院和公安部背道而驰的政策。

　　违规的保安集团

　　保安集团是对重庆市公安局原有安保企业的整合，主要资产来自三家企业：重庆市保安服务公司、金盾护运中心和重庆市捷强保安服务公司(下称捷强公司)。其中前两者属市公安局直属企业，后者则由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批准，由三名自然人筹资组建。

　　保安集团最后选择的“壳公司”是捷强公司。它成立于2006年，初始注册资本只有5万元，后来几经变更为100万元，三位股东王光灿、谭罗华和宋文军分别出资42万元、16万元和42万元。这是一家典型的挂靠性质的民营企业，初始业务范围主要来自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捷强这样的企业，是民间筹资，局里给予扶助和业务。表面看是民营企业，其实是属于局里面的。”一位曾在轨道交通分局任职的人士表示。捷强公司办公地点即由该局下属的轨道交通总公司无偿提供。

　　2009年2月，在重庆市公安局安排下，三名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按出资额原价将股权转让给市局。由于注册资本远远未及上市公司的门槛3000万元，2011年7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作出股东决议称，增资5000万元，资产来自市局，其中车辆被评估为3500万元。

　　实际上，根据验资报告，这5000万元来自重庆市保安服务公司(后更名为重庆市忠信保安服务公司)和金盾护运中心(后更名为重庆市宏盾押运有限公司)。两者分别划拨现金700万元和800万元，而价值3500万的576辆车均属于后者。两家公司也顺势并入保安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与此同时并入的还有重庆市守神安全技术防范有限公司，经营安防工程技术和提供联网报警服务。

　　2011年5月7日，重庆市公安局党委签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任职的通知》，其中董事长高正超曾任重庆市消防总队副总队长，为副师级军官、大校军衔；钟少勇为总经理，曾任武警重庆总队参谋长。

　　通知还任命了一批“兼职不兼薪”的高管：重庆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李兵、政治部人事处副处长孙明、纪委审计室主任孙世昌、法制办政委陈灿宇、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宗生、警令部指挥中心副主任何政和警务保障部副主任邓鹏等都在保安集团兼任高管。

　　这与国务院《条例》直接冲突。《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2000年出台的《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也明确“公安机关的现职领导干部不得在保安服务公司兼职”。但在王立军看来，公安机关在组织上对保安队伍要落“实行政法人或警务聘用法人制度”。他认为，由警察担任法人代表的方式，是国家规定的。

　　上市与扩张

　　2009年“打黑”启动以后，重庆市民营保安业受到冲击，政府所属的保安公司则趁机扩张。至保安集团成立时，重庆多数区县仅有一家保安公司，亦即当地公安分局所属保安公司。

　　为了满足上市条件，在重庆市公安局的支持下，保安集团在整合各区分局原有保安公司的基础上，进一步“收编”社会保安。保安集团还获得多块土地，为其获得道路交通设施业务打下基础。

　　所谓“社会保安”，《条例》表述为“自行招聘的保安”，亦即未经过保安公司，企事业单位自行招聘的保安人员。按照《条例》，除娱乐场所外，符合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可以自行招聘安保人员。

　　但重庆所谓整顿社会保安，实质性取消了各单位自行招聘安保人员的可能性。2011年，重庆市公安局警令部先后发布《关于社会保安整顿整合工作方案的紧急通知》(渝公警令〔2011〕815号)等文件，要求在2011年9月30日之前完成“统一招录、统一培训、统一派驻、统一管理”，即要求对所有社会单位自行招录的保安员在完成其资格考试后纳入保安公司统一管理，录入保安监管信息系统。

　　四个“统一”是重庆自行发明的做法。根据《条例》，包括自行招聘在内的保安员须经公安机关考试并获得保安证，而培训单位既可以是保安服务公司，也可以是依法登记的机构。重庆将考试资格和培训资格统一授予各区保安公司，从而将这一规则改为：要获得保安证，需要获得考试资格，而这需经各区保安公司培训，获得培训的前提则是接受其管理。

　　通过四个“统一”，重庆方面将“黑保安”的概念从“未获得保安证”变为“未经各区保安公司招录”。这一做法遭到各个自行招聘保安单位的强烈抵制，尤其是物业公司、物流企业、商场和校园。重庆市公安局应对的做法则是不断加强检查和处罚。如2011年9月26日，重庆江津区几江派出所宣布，在10月1日以后，将对辖区内所有单位进行拉网式检查，对仍然自行招用无保安证的“黑保安”、单位保安不纳入保安公司统一管理的，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在王立军案发后，这一强制做法已经停滞。接近保安集团的人士透露，目前针对社会保安的整顿工作已经终止。同时，上市的计划亦已暂停。

　　不过，保安集团规划中的生意，远不止保安业务本身。保安集团获得了数块土地：一块土地位于茶园新区，用作保安集团的总部；另外一块土地则位于九龙坡区，占地300亩，用于建设驾校。

　　“保安集团的驾校会有考试场所，以后重庆的驾校生意都要给它不可。”重庆一位民营驾校董事长忧心忡忡。

　　除驾校外，保安集团还购买了生产车牌的设备和厂房，并在和市局运作，希望拿到车牌的订单。重庆市公安局是车牌的唯一买主。这严重威胁到现有供应商——重庆市景通实业总公司(下称景通实业)。

　　景通公司前身是重庆市交通管理劳动服务公司，是一家由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004年改制为民营企业。该公司目前的两块主要业务——生产车牌和驾校，都遭遇保安集团的正面竞争。2011年7月，景通公司董事长因涉嫌串投标被重庆警方逮捕，随后获刑一年。期间，保安集团曾派人到景通公司询问收购情况未果。

　　上述民营驾校董事长感慨，保安集团介入后，光土地一项，他们就难于与之竞争。

　　【作者：《财经》记者 徐潜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