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小秘书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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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招商局草拟章程，从工作角度看，仅仅是盛宣怀作为秘书的分内之事。但是，从个人发展来看，盛宣怀应该在起草这份文件的过程中，得到李鸿章的不少指点，而其个人的才华也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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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年4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给秘书盛宣怀布置了一项任务，为拟议中的轮船招商局起草一份章程。这年，28岁的盛宣怀已经在李鸿章身边工作了两年，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起草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文件。

　　自此，盛宣怀与轮船招商局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家公司最后也给盛宣怀带来了巨额财富。

　　盛宣怀奉命起草了这份《上傅相轮船章程》（傅相，即李鸿章），后世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盛宣怀是招商局的创始人，这是在是过誉之词。彼时的盛宣怀，仅仅是一个秘书，起草章程也是其分内工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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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并非李鸿章要求拟定类似文件的第一人。

　　对于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认为此举可“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试办轮船招商折》）。这年的年初，李鸿章就要求天津海关委员林士志拟定了《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林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公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二是“请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第一种，就是官督商办，而第二种则是官商合股。

　　盛宣怀之后，受命提交方案的，是朱其昂。朱其昂并非官场中人，而是商界闻人，身家殷实、熟悉海运，与盛宣怀、林士志相比，当然是专业人士。朱其昂提交了20条章程，基本意思是官商合办。

　　盛宣怀则在自己草拟的章程中，提出了6条纲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

　　三份文件中，林士志的仅仅是提供了选项，可操作的则是盛宣怀与朱其昂草拟的章程。对于这两份章程，盛宣怀本人认为：“惟朱守意在领官项而职道意在集商资。”也就是说，他认为朱其昂更多地倾向于财政投资，而他自己则更多倾向于民间集资。

　　但从李鸿章开始，仍然是对朱其昂的版本更为欣赏：“所拟各条似尚妥密，较诸其余各员条陈，尤为扼要切实。”盛宣怀当然也在“其余各员”之中。彼时的朱其昂，早已事业有成，阅历丰富，比起初出茅庐的年轻秘书盛宣怀，更为“扼要切实”也十分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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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其昂此人的出生年份，已经失考，但肯定比盛宣怀年长。咸丰六年（1856），盛宣怀年仅12岁时，朱其昂已经在江苏老乡从事海运生意；4年后（1860），又开始与美国人一起在烟台经营商行了。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此人应该是敢于冒险的类型：“同治初，从军攻南汇。城贼原降，要一人入盟，无敢往者，其昂毅然请入受其降，城始下。旋纳赀为通判，累至道员。”这种个性，或许是长期从事海运生意的结果。那时的海运，都交由沙船承接，沙船帮也因此与运河上漕帮，并列中国最大的水上“非政府组织”，江湖地位十分重要。

　　朱其昂兼跨政商两界，与胡雪岩相仿，其在官场内的晋升，也多是捐输而得，当过浙江“海运委员”，后来又凤鸣曲管理沙船运漕事务，与胡雪岩的轨迹极其接近。

　　沙船和洋行的双重阅历，令朱其昂对航运发展十分熟悉，李鸿章称赞他“习知洋船蹊径”，“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熟悉海运事宜、轮船生意”。而且，多年经营，他的华裕丰汇银票号，在京、津、沪、粤等地都有分号，经济实力不错。李鸿章邀请朱其昂负责筹建招商局，朱其昂表示愿意以“身家作抵”，因此，朱其昂起草的招商局章程，被李鸿章采用，呈送给中央报批。

　　盛宣怀与其相比，无论是在阅历、经验还是身家资产上，都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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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宣怀的儿子在《盛宣怀行述》中，对盛在成立轮船招商局中的作用，有所夸大：

　　“先是丁卯（1867）、戊辰(1868)间，曾文正公(曾国藩)及丁雨生中丞日昌（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时，采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条陈，有劝谕华商置造轮船，分运漕米，兼揽客货之议，日久因循，未有成局。

　　“府君(盛宣怀)以为大利不可不兴，每欲有所陈说。至壬申(1872年)五月，见文忠(李鸿章)及沈文肃公(沈葆桢)议复闽厂(福州马尾船政局)造船未可停罢折内，皆以兼造商船为可行，遂献议二公，主张速举。

　　“大致谓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驶行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股居其大半，本利暗拆，官司不能过问，若正名定分，由官设局招徕，俾华商原附洋股，逐渐移于官局，实足以张国体，而弥隐患，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局接洽地步，俟商船造成，随时添人，推广通行。又海运米石日增，江浙沙宁船不敷装运，有商局轮船补其不足，将来米数加多，亦可无缺船之虑。”

　　“文忠深韪其言。乃命府君会同浙江海运委员朱云甫观察其昂等酌拟试办章程上之，江浙大吏交相赞成。于是南北合筹规模渐具。是为府君办理轮船招商局之始”。

　　这段文字，已有学者查证，其涉及建议的内容，抄自李鸿章的奏折，应是李鸿章转引的朱其昂的建议。当然，李鸿章的奏折也有可能出自盛的手笔。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盛，仅仅是一个并无多大阅历的年轻人。

　　为招商局草拟章程，从工作角度看，仅仅是盛宣怀作为秘书的分内之事。但是，从个人发展来看，盛宣怀应该在起草这份文件的过程中，得到李鸿章的不少指点，而其个人的才华也得到体现。

　　年轻的秘书盛宣怀，尽管其起草的章程未被采纳，但其谈及的官商关系，无论是记录李鸿章的意思，还是自己原创，都相当深刻，至今仍可振聋发聩：

　　“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此文为《权商盛宣怀》系列之九，敬请继续关注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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