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打假涉案80亿公司打假“别动队”解密

　　编

　　者按

　　市场份额高的企业，往往会面临着产品被仿冒的风险。假冒商品抢走的不仅是企业的收益，还会对企业的品牌和商誉产生负面影响。今天，企业越来越认识到通过自己建立打假体系来规避、管控风险的重要性。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企业借助的，常常是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力量，比如雇佣前FBI特工；企业运用的，也是超出人们想象的资源，比如每年在利润中占比不小的资金。而有效的管控，给企业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丰厚的金钱回报，还有客户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它才是让企业生意长久的法宝。

　　我们试图通过一组企业打假的案例，解密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小组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为企业带来了怎样的价值。

　　提升市场份额几乎是所有企业梦想的目标，但是“树大招风”，市场份额高的企业也面临着被仿冒的几率更大的风险，打假已成为有一定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的企业无法绕开的话题。

　　“汽车零配件、食品、日用品、钢材等，只要是市场认可度高的，无论品牌大小都可能受到假货的深度困扰。”每年都要接几十单企业委托打假生意的深圳市王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创建人王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已经超过香港、台湾等地区成为东亚最大的制假、售假的源头之一。

　　“假冒商品不仅抢走了本应给企业带来的收益，而且质量低劣的假冒商品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和商誉。”知识产权律师张敏认为，由于现在造假手段多种多样，假货交易十分隐蔽而技术性鉴别的要求又越来越高，一些国际大品牌公司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假冒产品的挑战。

　　谁来打假

　　因此，一些企业主动建立一整套打假体系、打假网络、打假情报系统。“企业主动出击去打假的，一般是发现假货对市场销售和份额产生影响，或者有来自销售代理商的压力，因为假货冲击而影响到销售任务的完成。”王海说。

　　他介绍说，大的企业都有专人负责产品的打假工作，有的会有一个内部小团队，特别是外资企业，对此重视度更高。

　　但是“内部团队一方面人手有限，且被辨识出的可能性更高”，王海说所以除了内部人员和团队，一些公司还会找外部第三方的调查打假公司，这些公司会配备一批社会知名打假专家和较先进的调查取证设备，以假货窝点侦察和市场调查为主，而权利人企业内部打假团队会协调政府工商等部门协同执法。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现有注册的商业打假调查公司约3700家，从业人员2万多人。

　　“通常是经销商举报以为是"窜货"，企业深入调查发现是假货，或者是企业自己在巡查中发现，然后委托调查公司更深入调查。”王海告诉记者，在行业内，“打假”业务有一套基本的作业流程，首先深入调查产品的生产地、销售流程及销售渠道、产量及仓库等假货信息和造假企业相关责任人、企业内部规划、主要技术人员等侵权人的有关情况，市场营销状况等市场动态，并进行全方位各种取证活动，然后及时通知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打假，在获得证据后可以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相应的诉讼。

　　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的打假公司也良莠不齐，比如一些企业是按照假货产品的数量来支付酬劳，而这些假货被收缴后通常由相关部门销毁，一些打假公司可能串通相关部门将假冒产品10万瓶改为50万瓶，获得更多收入。

　　这也是最多时曾有五六家本土打假公司为其服务的宝洁后来更信任美国以至全球最大的金融及CEO安保公司平克顿这样的外资打假团队的原因之一。2000年后，宝洁大部分打假业务由平克顿独家代理。

　　企业对打假活动投入不菲。王海透露，一般在行业排到前5名左右的内资企业，如复印纸类企业，每年打假的费用约为200万~300万人民币，药企的投入会更高，通常会达到300万~500万；而一些排名靠前的酒厂在打假方面的预算投入则可能达到上千万。

　　不过王海在调查中也发现有的企业会在打假方面有些顾虑，因为卖假货者可能是厂家认识的个别代理商或者是前代理商，另一方面，也会担心消费者误认为该品牌的假货多而失去信任，“所以有时打假还需做好保密工作。”

　　假货像“小强”

　　“打假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制假者往往非常市场化地把握需求。”联合利华的一位内部高层对记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跨国公司主要在一二线城市发展，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假货很多，打假任务非常艰苦。现在随着现代通路的发展，联合利华的产品也随着超市下到低线城市，这些超市一般都是和联合利华全面合作的，假货基本没有机会。

　　“但这并不是说假货就减少了”，他表示，而是形势不断变化了，比如假货会进入到日化专销店或者批发市场，还有一些假货出口到海外。据他透露，联合利华每年的打假费用也有上千万。

　　在他看来，假货就像“拍不死的小强（指蟑螂）”，由于国内法律规定制假金额有一定的限额才判刑，但往往有的制假者并不会有很多存货，所以制假企业的效益与违法成本相比会大很多，有的时候制假企业的机器被封存了，过了一段时间还会继续生产。

　　“某些制假基地往往涉及到多个相关品牌，比如某制假牙膏灌装工厂可能将同样的原材料灌装到高露洁、洁诺等不同品牌的容器中。”一位业内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因此，不少市场上的同行“冤家对头”们开始寻求成立“打假统一战线”，特别是深受假货困扰的知名跨国公司。

　　2000年3月，由宝洁公司牵头发起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QBPC)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可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打假组织，第一批成员公司为耐克、联合利华、强生等在中国的28家世界最著名的跨国企业，截止到2011年8月30日，已经有198家跨国公司加入了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参与这个打假联盟的企业除了每年交1万~2.5万美元不等的会费以外，平均每家公司还要花四五百万元人民币用以“民间打假”。

　　来自国家商务部的信息显示，2012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取得显著成果，行政执法部门共立案27.4万件，涉案金额79.9亿元，捣毁窝点1.5万个。

　　辉瑞的前FBI打假团

　　安第斯山麓西侧干燥温暖的秘鲁利马，带着防爆锤的200名警察突袭一家集市，粗陋的包装机械、用于印刷商标的纸盒和塑料袋，还有成百上千假冒美国辉瑞的“万艾可”（VIAGRA，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假药制作环境恶劣，用的是脏水，露天的作业环境，旁边虫子老鼠随处可见，这就是这间简单制假“车间”的全部。给秘鲁警方带队的John P. Clark （约翰·克拉克）是辉瑞公司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在美国联邦各司法机构供职28年并官至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高层后，Clark现在是辉瑞“全球企业安全部”的“头儿”，负责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查越来越多利马集市的制假作坊和更加隐蔽的贩假链条。

　　这家全球最大的制药公司每年用于打假的花费数百万美元，这仅仅只是公开的数字在其神秘的负责打假的“全球企业安全部”中，来自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家司法部、国家海关和缉毒特工部门的干练执法官员组成了史上最豪华高效的企业打假团队，而多年职业养成的性格是最契合辉瑞打假工作的基因他们谨慎少言、行动高效、稳准狠的出手总是能“一招毙命”。

　　1998年，“蓝色小药丸”万艾可问世，1999年假药问题就开始出现这种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及早泄的口服药物，迅速撬开了一个隐秘而不能言说的巨大市场。假药贩子们，通过网络、电话等私密的不见面方式，更低价格的诱惑，发现了一条掘金通道。

　　更紧迫的现实在于，现阶段有一部分假药已经进入了合法的销售渠道，辉瑞已经有21个假冒药品在5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合法的销售渠道，情况越来越复杂来自辉瑞的信息显示，以前80%、90%的假冒辉瑞的药都是万艾可，2010年万艾可的假冒率降低到57%，一些新的心血管、肿瘤治疗药物正在被越来越多假冒。

　　Clark的部门最初只在纽约和伦敦安排了10个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远远不够，一张覆盖世界地图的办事处网络在随后的几年间迅速建立起来，包括香港、首尔、曼谷和南美、北美的这些驻点各自向外辐射，还有许多兼职顾问遍布全球各地，他们直接向美国辉瑞总部汇报。

　　来自辉瑞全球安全部的数字显示：2011年，假冒辉瑞药品的1628个案件发生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拉丁美洲占15%，欧洲占31%，亚洲占48%。

　　但前FBI们想要在并不熟悉的亚洲迅速破案显然并不容易，一点点本土的支援和线人们的帮助是再好不过的。

　　“知识产权代理”公司的出现满足了辉瑞的打假需求。

　　随着假冒产品的增多，以律师为主的这类公司凭借在全国建立的线人网络为客户服务先由线人搜集公司客户在各地被假冒的信息，再向当地政府部门举报，然后代理这些客户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出具的证明，协调他们和政府执法机关之间的联系。

　　包括美国辉瑞、美国礼来和国内如碧生源等公司，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维护正常产品的市场秩序，在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常见的制假高发区域，专职线人队伍多达50人上下，行事隐秘，为客户高度保密。

　　依照行业和假货数量不同，每位线人举报一次的报酬已经从10年前的一两千元人民币提高至每次4000元上下。

　　按照客户的产品去找存在的制假窝点，越向上游摸到源头，相应的回报也越高，更重要的是，客户对这类公司的认可度也越高，生意得以长久延续。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辉瑞的前FBI们越来越发现这种民间和政府间合作的好处Clark每年在全世界长短途飞行，同各国商务部门、警方、海关和药监部门探讨合作的各种可能，将之前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发现的可能线索告诉各国的警方，然后，配合警方侦查这种高效精准的打击是警察们最爱的方式。

　　在Clark看来，各国的执法部门也是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和重视打击假药的问题。而辉瑞目前已经在各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打假网络，可以利用这些网络配合各国的执法部门打击假药，因为目前假药已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例如造假工厂可能在埃及的开罗，通过运输到巴拿马销售，作为跨国企业，辉瑞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

　　尽管假药问题由来已久，但在辉瑞如此高调打假之前，大多数制药公司并不愿意向公众公布他们的药被仿冒了，因为他们担心公众会因为这个不敢购买他们的药品辉瑞是第一家愿意公开自己的药品被假冒了的制药公司。

　　由于假药市场隐蔽而深入，不同机构给出的全球假药的销售额数据从320亿美元到750亿美元甚至到2000亿美元不等。

　　“如果用1000美元制造假钞的利润是3000美元，制造假冒电子产品的利润是10万美元，而制造假药的利润是50万美元。我不确认这些数据是如何调查而来的，但是通过这些数据说明制造假药的利润高过其他造假行业。” Clark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能够确定的是假药增长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危机。

　　目前辉瑞的全球企业安全部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已有分支部门，曾经供职于政府执法部门的团队，既保证辉瑞与各个国家的执法部门有紧密的联系，易于沟通且工作便捷，也同时确保其部队般的纪律和低调因为“我不想让不法分子知道我们的团队到底有多少人” ，Clark说道。（王蔚佳）

　　图片维权之烦恼与收获

　　广州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前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一张人物图片，很快被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华盖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结果是，这家公司因为微博用图构成侵权被法院判处赔偿华盖公司1万元人民币。

　　微博用图怎么会违法？近期不少微博用户因为在微博上使用华盖公司的图片被诉讼。华盖公司称，因为图片侵权，公司每年要发起上千起诉讼。

　　一位静坐湖边的少女，手托茶杯凝视远方。

　　这是一张意境悠远的图片。中山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用它制作宣传画册，却为此付出代价。华盖公司相关人员暗访发现，该电器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上述少女图片素材。很快，该公司被告上中山市第二法院，请求赔偿损失2万元。一同被告的，还有中山市6家公司，分别涉嫌使用了美国盖帝图像有限公司（下称“美国盖帝公司”）的16张图片，索赔金额高达32万元。

　　在华盖公司的官方维权微博中，立邦中国、国投瑞银基金、联合利华等众多知名企业官方微博均被华盖方面因图片侵权要求协商解决甚至接到诉讼通知。这只是微博出现后华盖维权的一个新的领域，华盖公司维权部维权总经理张宏麟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称，目前包括个人未经版权人允许在微博上发布图片均为违法，但目前公司诉讼仅针对将图片用于商业用途的企业官方微博。

　　美国盖帝公司是全球最大图片分销商之一。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的华盖公司，是美国盖帝公司与一家国内企业联合在北京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获得美国盖帝公司在中国对其所有图片著作权侵权的追索权。

　　从2007年起，华盖公司开始高频次地维权诉讼，四年诉讼超过两千起，而现在，每年诉讼就超过1000起。对于不少小公司而言，无心使用了一张图片竟然被诉赔偿数千乃至上万元。

　　事实上，这1000份诉讼也只是走司法程序的，还有很多通过沟通、调解达成协议的。在华盖公司维权部，一共只有15名法务员工，每人每月要处理150个案子。从发现侵权到与企业沟通、发律师函，乃至上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令外界好奇的是，华盖维权部员工是如何做到的？

　　张宏麟透露，在发现维权图片上，华盖形成自己独特的技巧。华盖发现维权图片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首先，在各大展会上。其中，国内大部分展会所在地北上广是华盖公司重点关注的地方，各大参展企业在展会的宣传册上的图片往往都是侵权的。

　　其次，按重点行业检索各大企业官网。张宏麟指出，一般而言，银行、汽车、家电等行业是图片使用大户，以银行为例，银行分支机构庞杂，宣传密集，使用图片也很多。早在四五年前，银行仅有不到两成使用正版图片，通过公司维权，目前银行几乎很少见到使用盗版图片现象。

　　最后，华盖维权部员工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盗版图片。上班路上、乘飞机出行途中、吃饭时都无时不在地搜寻可能存在的盗版图片。

　　确定相关公司盗用华盖图片后，华盖公司会跟企业先沟通，不行再发律师函，最后才会起诉，但几乎八成盗版图片事件都会进入司法诉讼程序。

　　至于每年上千起诉讼，华盖则交给全国各地的合作律师负责，张宏麟告诉记者，华盖在国内有70多个合作律师。

　　不过在寻找合作律师上华盖面临困境。一来华盖的案子较小，律师接这样的案子收益也小，很少有律师愿意做；其次，在国内知识产权方面律师并不多，知识产权保护属于司法领域的冷门；最后，要找到能理解华盖理念的律师也很难。一些律师甚至反对华盖大规模诉讼的做法。

　　在华盖密集诉讼下，曾经习惯图片“免费午餐”的各方，一时间很难接受。大至世界500强，小到淘宝网店等众多企业和商家出现了恐慌的情绪，因为华盖公司的图片维权诉讼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虽然目前已经诉讼了七八千起侵权案件，但张宏麟称这只是占到所有侵权量的两成。而整个市场上，超过九成的商业图片都涉嫌违法使用。

　　尽管看似标的很高，实际上成本不低。在业内，华盖图片价格高昂是出了名的，在中国市场，目前普通的一张商业图片价格普遍在3000~5000元人民币，上万元也是很常见的事，最贵的一张图片曾卖出逾70万元。

　　张宏麟称，由于国内对于图片侵权处罚不严，虽然近年来华盖打了七八千起官司，超过99%都胜诉，但获得的赔偿往往很低，往往只有千元不等，有的甚至不及一张照片的市场售价，此外华盖还要担负维权部门日常开销、聘请律师的费用等，最终获得的收益勉强支撑维权费用开支。

　　“在美国，发生知识产权侵权事件，视严重程度，企业很可能被罚得倾家荡产。”张宏麟称。

　　虽然维权之路艰难，但华盖公司已经感受到了诉讼的益处。近年来，华盖公司每年销售额增长都在30%以上，公司去年国内图片销售额超过三亿元。同时，国内商业图片市场也逐步成熟和扩大，涌现了不少以商业图片销售为业务的公司。（何天骄）

　　私家侦探扮大牌打假“神秘顾客”

　　混在嘈杂的批发市场，赵凯看上去与来往形形色色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都是购买想要的商品，比如挂在各摊位上的丝绸、包包或各种小玩意等等，之后，是自用，或者放在自己的零售店里出售。

　　赵凯熟门熟路似的拐进一家卖包的店，上架的款式颇为丰富，他停留了不少时间，却始终没有看中一个。

　　见其他客人都晃出了小店，赵凯凑近老板身边轻声嘀咕了些什么，只见老板先是警惕性地上下打量了他一会，之后才从储藏室里拿出一本小册子给他。

　　与店里面陈列出来的无名小包不同，册子上的产品可都是“名气冲天”，因为它们身上无不标识着来自世界一线大牌的LOGO，比如路易威登（LV）、香奈儿（Chanel）、普拉达（Prada）等。

　　从产品目录册上挑选完产品，赵凯之后的工作便是和老板约定时间取货，这一切当然是隐秘地进行。对批发市场的摊贩而言，明目张胆地在店里出售这些大牌假冒货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不想被罚得“倾家荡产”的话。

　　可交易成功后，赵凯并没有把它们零售或是自用，他将包包分袋打包好后，寄往法国、意大利。两周后，这些包裹分别抵达奢侈品牌在这些国家的总部。

　　之后，等待中国“制造商”和“代理商”的，或许就是几场诉讼案了。

　　随着在全球越来越多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品牌也越来越意识到仿冒商品对品牌的形象以及整个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他们不得不将“打假”的触角伸得越来越远。

　　而像赵凯这样的私家侦探就是它们能敏锐地察觉到细小角落的“耳目”。

　　雇用这些私家侦探，利用他们“特工般的情报”帮助品牌监测并打击市场上的侵权行为成了诸多大品牌维护其知识产权权益的潜规则。

　　蔻驰（Coach）也不例外。该公司法务部门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美国和亚洲，品牌雇用了律师、法律助理和后勤人员，来负责维护公司的知识产权，此外还在全球各地与外部律师、私家侦探和执法人员展开合作。法务部门要确保保护品牌的版权、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并禁止仿冒及其他未经授权的用途。

　　私家侦探的作用无疑是效果显著的，假扮成顾客，秘密地监测当地市场上一些大型的批发商、小型零售商、摊贩甚至旧货市场等仿冒商品的供应商和企业，从这些地方购买商品送回品牌总部鉴定，必要时进行隐秘地录音等手段收集证据是私家侦探比较正常的工作范围。通常一个市场里存在多个品牌被侵权的现象，所以一个私家侦探同时为几个品牌担任“特工”的现象也是较为普遍的。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这些“特工”有时还得扮成理发客人，进出理发店，因为可能哪家理发店的座椅或是靠垫上印的就是某个全球知名奢侈品牌的LOGO。对如此细节的关注可以看得出奢侈品牌对侵权行为的“深恶痛绝”。

　　就连蔻驰法务部门都无法估量仿冒商品对品牌所造成的损失，不过其提供的一个数据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根据行业专家发布的报告，每年由于销售仿冒商品而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失可达6000亿至6500亿美元。

　　大品牌全面打假以来，成绩斐然，在2005年，北京秀水市场的五家商户就被世界五个奢侈品牌联合告上法院，以卖假为由要求索赔250万元，这只是许多案例当中的一个。但正如蔻驰看到的那样，仿冒商品的行业生态也在不断演化，其生产与贩卖过程也一直在快速转变。

　　像赵凯那样隐秘地交涉这都还是小事，关键是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很多假冒产品几乎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于是奢侈品牌又不得不在技术上动脑筋，不断地进行研发突破，甚至将防伪设备嵌入商品中。

　　一位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国外很多知名品牌都利用高科技来打假，除了较常见的防伪标识外，也在产品上加上辨识特征，或为商标、广告照片进行特殊的加码，让企业和消费者鉴别真伪，大大提高打假效益。

　　香奈儿采用了一种叫做“唯一码”的方式来追踪每个手袋的生产过程，做法是将这个唯一码印在卡片上，并随手袋一起出售给消费者。只有当消费者把产品拿到正规的专卖店寻求鉴定的时候，这项措施才会产生作用。

　　当电子商务越来越深入中国消费者的购买习惯，网上满天飞的假货商品也驱动着奢侈品牌要在这一市场寻找到强有力的打击方法。

　　据悉，国内大型电子商务平台淘宝也为此推出了内部机器排查系统，帮助品牌筛选、锁定存有异样嫌疑的商家产品信息，经过进一步的人工鉴定与排查之后，淘宝会立即采取行动通知并警告商家停止侵权行为。

　　蔻驰法务部门的行动会根据不同管辖区域的法律法规以及各地假冒活动的性质特征而有所不同，以求能以最有效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

　　蔻驰对美国和中国市场的打假团队颇感骄傲，因为他们不仅紧跟仿冒产品采用新的技术，而且还经常领先一步。2012年11月，蔻驰在一次缺席判决中获得2.57亿美元的赔偿，并获得了573个销售仿冒蔻驰商品网站的互联网域名所有权，其中不少是在中国注册的域名。

　　2009年以来，蔻驰已经开展和进行了600多项反假冒诉讼。

　　而爱马仕（Hermes）等奢侈品牌也不断传来打假的捷报。

　　蔻驰法务部门坦承，未来打假工作最具挑战性的部分还是要不断地改进侦查方法。

　　随着侦查技术以及执法人员、消费者和公众提供的信息，以这些多管齐下的方式来侦查仿冒商品的贩卖活动，奢侈品牌都在期待着真正实现侵权行为零容忍的目标。（郑爽）

　　宝洁打“李鬼”意欲留住良币

　　冬去春来，也是洗浴用品开始热销的时候，江西省的一家宝洁分销商张辉（化名）却发现，此前固定拿货的销售商近段时间进货的频率却少了。销售任务没赶上计划的他来到县市的超市考察，想看看是不是最近竞争对手促销力度太猛导致自己的产品卖不动了，却发现有些中小超市的舒肤佳香皂，佳洁士牙膏，海飞丝、飘柔洗发水货源充足，价格有的却要便宜得多。

　　张辉马上意识到，他所在的区域又遇到比同行竞争对手更棘手的对手“假货”了。在日化行业有多个品牌且销量巨大的宝洁往往是造假者最青睐的企业之一。“劣币逐良币”不但让正规分销商的货反而卖不动，干扰了宝洁经销商系统和宝洁产品的价格体系，也使宝洁的销售渠道下沉策略受到影响。

　　“假货特别猖狂的时候，曾经至少影响了50%的销量。”宝洁北方地区的一位经销商表示，而宝洁在全国各地的分销商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假货的冲击。“一般来说，如果某款所谓的宝洁产品价格过于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很有可能会是假冒产品。”宝洁中国内部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尽管售价比正品低，但更低的成本让受到利益驱使的假货生产制造者和销售商，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利润空间。定价9.9元的洗发水，宝洁给分销商的价格是7.6元，假货给终端的价格只有4.5元左右；海飞丝200ml包装洗发水，分销商的进货价是17.8元，市场上假货的进价是14.5元。一些假货还分为不同的档次，商家还可以采购到不同包装、质量和价位的假货。

　　张辉马上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宝洁公司的品牌保护小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后，工商部门联合宝洁公司打假人员在辖区内的5家中小型超市里查获一批数量庞大的涉嫌假冒宝洁的洗涤用品。

　　宝洁公司的专门打假维权机构“品牌保护组”有10人左右，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到现在，跑遍了中国多个城市和地区。90年代在中国三四线城市以及城乡接合地带，特别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不发达的区域市场宝洁深受假货困扰，舒肤佳香皂，佳洁士牙膏，海飞丝、飘柔洗发水等销量大的产品都受到很大冲击。

　　然而10人左右的“品牌保护组”团队对于庞大的假货市场实在是力不从心，宝洁还与国际、国内多家专业的打假公司、调查公司、工商等相关部门合作，专门负责为宝洁公司打假。相关人士预测，宝洁每年在打假上都有达到上千万的预算，每个月、每3个月都会对市场上的假货情况作统计。

　　“假货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还严重影响公司形象，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法制建设。”因此，上述宝洁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保护消费者和打击制假方面，宝洁公司都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然而不仅假货似乎不见越打越少，假冒产品做工却日见精良。樊怡（化名）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上高中时，一次曾和妈妈同往当地的化妆品专营店购买洗发水，妈妈问营业员排在货架上2瓶价格不同、外包装一样的飘柔洗发水哪瓶是真的，营业员拿出更贵些的一瓶指着LOGO告诉了樊怡一个辨别真伪的诀窍，“有13颗星星的是真的。”

　　宝洁公司的LOGO那时还是“星月争辉”图案，而当时的仿制技术还不能清晰地印出那么多的小星星，而张辉发现，现在仿冒品外观包装、香味、质感几乎与真品相似，售价比正规的产品要便宜五六元钱，甚至是一样的价格，因此消费者很难辨别。

　　面对日益猖獗的制售假冒产品，1999年，宝洁不得不将打假确立为工作重点之一，在公司内部成立了几乎横跨所有部门的打假小组，由公司总裁、副总裁级的领导亲自管理，并设立了打假免费热线电话。与此同时，宝洁公司高薪聘请的调查公司也在各地展开明察暗访，发展“线人”，搜寻线索；“打假律师”更是马不停蹄。

　　在2000年的中国农历“龙年”之际，宝洁更是组织了号称为“全球最大的打假行动”的“龙年计划”，一支专职打假队深入到中国17个省的20多个城市，与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动了上百次打假行动，查获670起制假售假案件，缴获价值2.3亿元的79万箱假冒宝洁产品。

　　不仅仅是每年几次的市场突击检查，深受假货困扰的宝洁将打假作为公司一个长期的专项行动，打假意识也已经渗透到宝洁的每个部门的“血管”中，比如研发部门负责开发更多更高水准的防伪标识，“宝洁公司最近在部分规格的舒肤佳单块香皂和海飞丝洗发水上，加入了防伪标签，消费者可以通过拨打该标签上的热线电话进行产品身份查询。”上述宝洁内部人士表示。

　　此外，宝洁采购部负责对供应商的合作与监控；销售部则加强与经销商的沟通及合作，对宝洁苦心经营多年的营销网络进行实时监控。而宝洁的公共关系部，也最大可能地与消费者及媒体沟通交流，在推动打假工作同时尽可能地减小“假货充斥”给销售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联合其他外资企业与政府有关部门一道推动打假工作的积极开展。

　　而宝洁的法律部，在抓到制售假冒者后，负责把涉及的所有证据纳入本案，想方设法将可能的行政处罚案件变为刑事案件处理，从而加大打击力度。然而宝洁的打假也面对着中国的制度困境：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造假售假者处罚过轻；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大量制假售假专业地区久盛不衰等，让假货制造者往往会死灰复燃。

　　宝洁公司的一名打假律师，曾陪同浙江义乌市公安局的办案人员，历时半年，行程1万多公里，跨越6个省区调查取证，终于找到了足够的购货证人。但当时4次被行政处罚、销售假冒产品超过1万箱、货值过百万元的林荣钦，因经证实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只有17.67万元，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罚款8000元。（刘琼）

　　作者：刘琼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