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理论、制度自信与中国经济学创新

　　姜义华：“自信”的根基

　　讨论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与经济学“学科创新”，首先要回答，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应如何展开？如何处理多样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我们现在的理论经济学，实际上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逐步形成的，后来，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很多问题，于是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他反复强调将英国的模式套用于其他国家很困难。马克思之后的经济学也是这样，都无法回避发展多样性问题。我们基本上是将近代以来以英国或欧洲为核心形成的价值观当成普世价值，实际上近一两百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已对西方文明本身多次做了相当深刻的反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近代以来，我们基本上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后来又一度用苏联的价值观来衡定是非曲直，直到现在，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很多人还这么做。我们要树立“三个自信”，需要找到自信的根基。对中华文明有没有自信？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个文明一直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有没有值得肯定、继承、发扬光大的东西？中华文明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这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从文明角度，既重视它的历史性又重视它的同时性，在对世界众多文明综合比较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要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有这点觉悟。

　　比较其他文明，中华文明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人的身份地位、财富和社会政治权力在不断流动，而且是制度化流动。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时，不能不注意这一特征。具体说，第一，中国人的身份地位的流动性。这是中华文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动力。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身份地位。人是有差异的，但这个差异都可以经过人自身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孙中山过去讲中国没有阶级，指的是没有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度，没有印度那种种姓制度，没有近代西方那种社会两分化的阶级对立。回过头讲，阶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到每个人、家庭、地区，人们的身份地位都在不断变动，而且有制度性保证。这个变动是可控的，当变动的路堵塞了、不可控了，社会危机就产生了，这非常重要。第二，是财富的流动性。“商鞅变法”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一直在流动中，有制度性保证，包括民间习惯。土地流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维持理性发展的最根本财富。一定要研究土地流动的规律性。第三就是资本的流动。近30年，充分承认资本的流动、劳动的流动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努力为这一流动提供制度化保障、制度化的有效控制，我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和这个有关。财富的流动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包括成为财富一部分的知识本身，它的普及、提升，不仅有助于财富制度化流动，而且有助于人的身份地位的流动。还有权力的流动，权力是否真正向所有人开放，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公权力，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社会、文化问题。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时，必须同时将这一点包含进去。（作者为复旦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张晖明：以“三个自信”指导创新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特色在理论上加以提炼，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我们有坚韧的毅力，更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全面梳理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对改革开放发展实践不同推进阶段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市场发育方式和体制形态演变以及市场结构状态、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领域对同一改革措施的作用效应、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分工人群中间改革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当事人对改革带来的冲击影响做出的回应等等，做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国理论界就此已发表大量理论研究成果。今天，我们要从“三个自信”高度，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概念和范畴，发现和提炼这些概念范畴的内在关联和理论逻辑，并将其转化为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素材，创新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使道路自信有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前瞻能力，从而确立理论自信；有制度的科学设计和科学证明，从而确立制度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科学的制度可持续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摸索，实际上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大致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处在摸索尝试的状态。后30年的发展，正是通过对前30年的深刻反思检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思想路线的结果。通过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必然为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试验场”。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经济运行和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变化和调适，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理论不断得以深化细化，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花气力加以系统研究的课题。

　　“三个自信”是一个概括性的表述，也为中国经济学学科创新提出了新要求。这些年来，经济理论界全面开放吸收引进国外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界似乎流行着一种“学人家怎么说、跟人家怎么说、说人家怎么说”的倾向。而事实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暴露出致命问题，也促使我们正视现实、审视学科现状，植根于中国经济的丰富土壤，唤醒学术责任，走向理论自觉，建立理论自信，在中国经济学学科内容、范畴和体系创新上下工夫。中国经济学人要沉下心来，积累三五十年，逐渐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提高与国际同行的对话能力。坚持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发育成长的过程。

　　（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企业研究所所长）

　　张克难：建立科学的制度自信

　　在我看来，“三个自信中”，制度自信最重要。理由有三：首先，制度是“管总”的。任何社会，如果制度体系不能与生产力体系乃至社会发展大格局建立起良好的同构耦合关系，它就注定搞不好。第二，道路探索的成果首先表现为理论创新，但终归要体现在制度的确立上，因为制度无非是理论的规则化、法制化。第三，理论和制度都影响人的行为。但比之理论，制度的涵盖面更广、作用更直接。任何社会成员，或许并不信奉某种理论体系，但只要生活在制度这种社会合约之中，他都必定是特定制度体系的当事人，其行为必定受到制度的外在约束与内在激励。在这个意义上说，制度自信连结并包容了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如此重要，那就必须按照制度自身的逻辑架构，层层深入地解决到底该信什么的问题。广义的制度自信理应是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机整体，它分为三个层面，即基本制度、根本制度、具体制度（体制），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四大领域。因此，制度自信首先是对制度体系的自信。根本的制度自信理应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信。所谓基本经济制度，可类比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环境”，如果把它与具体制度层面的“制度安排”或“体制”等量齐观，就难以抓住制度自信的根本。最核心的制度自信理应是对公有制的自信。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特征是“一主多从”。“一主”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从”指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因此，仍要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否则，制度自信就会信偏了，甚至信歪了。推而广之，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特征也都是“一主多从”。这就昭示我们，我们所要建立的制度自信，核心的核心是对公有制的自信。

　　找准制度自信的核心，方能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坚定制度自信的问题。关于自信从何而来，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自信来自近几十年发展的成就当中，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上。这当然有对的一面，但无疑不够全面。须知，无论公有制本身还是基本经济制度，抑或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都仍处在不断自我发展完善的进程之中。其间，既会取得巨大成功，也会产生成堆的问题与矛盾。一旦面临挫折反复，仅仅基于成功的制度自信能否经得住考验？所以，能同样从容应对顺境与逆境的自信，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自信。而这样的制度自信，只能来自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历史大趋势的科学认知，只能来自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终将趋向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

　　张雄：中国经济学要确立自信

　　科斯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误区表述为“黑板经济学”。在我看来，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所存在的隐忧，可否理解为“表象的、碎片的、缺乏中国个性”的研究偏好？因此，我对中国经济学的自信问题曾经深感忧虑。多少年来，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不自信，不能真正立起来，尤其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的强有力话语系统，确实令人感到遗憾。应当看到，西方人对我们的不理解，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立、自强有关。理论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有几次学术高涨期，现在基本平淡下来。自产权问题讨论结束后，现在基本都是跨学科研究，比如环境经济学等，当然，这是个好现象。但是，经济学人有没有反思过，诸多高校中偌大的经济学院，能容纳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空间有多大？有多少资源和力量在这里集聚？上海的市场经济发育、发展有着很多优势，但是上海还没有真正能够在中国、在世界发声音的政治经济学的高级研究平台。脚踏实地地把这批专家集聚起来，并给予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平台，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冷静而又宽松的学术环境里做前沿学问现实调研，这是最实际的问题。中国经济学要发出声音，必须学会运用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解决中国自己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发声音的好时机到了。西方的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使得西方的经济学似乎失去了更深刻的解释能力。中国经济学的自信与自强，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要有自己的学派。没有学派哪有争论，没有争论哪有生命力？二是中国经济学如果要拿出比西方经济学更有特色、更有解释力的东西，就应当重点把“经济学的现代性批判”问题说清楚，至少我们可以深刻检讨一下：伴随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政治革命走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传统，有哪些值得我们今天在创新中国经济学理论方面大胆借鉴，又有哪些属于不可复制的重大教训？后者尤其重要。比如“理性经济人”的抽象教条，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单向度地追求资本最大化的效益，社会完全按照货币化来做出价值通约，按照亚当·斯密最初创造的图式把社会翻转为市场，把所有人翻转为经济人，把一切价值归结到交换价值，把一切存在翻转为资源，把一切社会关系翻转为商品交换关系……如此翻转使人类既尝到了甜头，也受尽了苦头，尤其是其巨大负面能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愈来愈凸显。回过头来，中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设计的科学发展道路，在合理吸收西方理论学说精华的基础上，全面消除西方经济学中的现代性弊端。就此而言，经济学作用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