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及借鉴意义

　　为什么要借鉴德国模式？为什么德国模式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呢？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世界发达国家一片衰退、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德国模式仍然表现出了稳健成长的经济态势，值得学习。

　　第二，德国一些基本的基础体制跟中国有相近之处，比如相对而言，德国人跟中国人都比较注重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跟个人自由之间似乎更加偏重社会秩序；都是欧洲大陆法系，由国家立法。而不像美国、英国是普通法；同时我们都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改革社会基础仍然存在。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并不是德国成功的经验都可以照搬过来。那么德国模式究竟在哪些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呢？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稳定的公共财政

　　德国的公共财政非常有特点，第一是在税收来源方面相对比较均衡，直接税跟间接税比重相对比较均匀。德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制中占的比重为27%，比美国低很多，同时它从流转过程中征收的税收比较多，比如增值税占到整个税收体制的36%。这是因为，流转税和经济周期的相关度相对比较低，相对容易征收，而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是个人收入，跟就业相关，波动性更大。因此一个相对均衡的税收体制能够帮助公共财政提供稳定的税收收入，这是德国应对本轮经济衰退一个潜在的法宝。

　　第二点是提升能源税、资源税。这不仅能够提供稳定的政府税收，更主要的是促进节能环保，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

　　第三是以人为本的转移支付，即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转移支付，尤其是在所谓的穷州和富州之间能够直接进行转移支付，不经过中央政府。

　　所以公共财政方面三点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第一直接税、间接税并重，目前中国必须改革对土地出让税过多的依赖，因为这个税种对经济周期的依赖度非常强；第二是应该想办法出台政策适当地逐步增加能源税、资源税；第三，财政转移的方式要按需分配，以人为本，而不要从上至下按项目分配。

　　政府大力扶持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是德国成功的一个重要支柱，究其原因，第一是稳定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在德国，工会的主要作用是跟各个企业进行集体谈判，而不是单纯追求工会自身的利益，很多场合中工会参与企业的管理。同时在教育方面，双轨制的教育体制使学生从小学毕业后开始分流，相当一部分学生进入职业教育的轨道。

　　第二个特点就是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职工有序参与企业决策，比如说2万名员工以上的企业必须要有20人的监事会，其中必须有10个职工的席位，而这10个人中的3个必须是工会的会员。通过这种监事会机制把职工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决策有机结合在一起，让职工也以企业为家，参与企业的管理，同时德国有不许随便罢工的严格规定。

　　这方面对中国的启示是三条。第一是合理协调劳资关系，让职工有序参与公司治理，尤其要避免恶性劳资冲突事件，产生一个有机的机制，让职工能够跟企业的老板和高层管理人员平等合作、合理协商。

　　第二是政府应该对企业用工提供保险。一般的政府做法是提供失业保险，但德国还对用工提供保险。比如说2009年以来德国的很多企业经营短期出现下滑。这时企业将工人工作日从一星期5天减到3天，工资只付3天，失去两天工资的60%由政府提供。一旦经济转好，企业再恢复工作时间和工资，这样就减少劳动力市场上过多的摩擦。

　　第三条是注重职业教育，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景是很广阔的，目前并没有完全展开。

　　稳健的房地产市场

　　德国的房地产市场以稳健著称。从1975年开始到2011年，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德国的房价下降了22%，德国房租也是下降的，同时房价的波动性也是最低的。

　　仔细分析总结后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第一句是供给补砖头。就是政府直接给开发商提供补贴，鼓励开发商开发房子，但是开发出来的房子不许卖，用于长期出租，而政府对租金有一定的管控，不能随便涨价。

　　第二句话是需求补人头。就是对于租房子而不是买房子的民众，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供补贴。

　　第三句话是鼓励租房。如果租房子政府提供补贴，房租不能随便涨，每个地区每个房子的记录都是有的，只要房价涨一点，马上政府可以进行管理、控制。

　　第四句话是抑制投机。就是对于借钱买房子的这部分家庭，政府有相当的控制。比如说收入低的家庭如果要买房，政府反而要提高你的首付比例。原因是担心收入低的家庭买了房子又还不起贷款，变成金融体系房地产市场的包袱。这种做法跟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做法完全相反。总的来说德国的办法是鼓励租房，抑制买房，打击投机，非常有特色。

　　这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首先要鼓励租房，我们的政策在租房这一侧缺位，一定要增加新建住房供给，尤其是租赁房的供给，同时提供一定的补贴。第二要严格抑制投机性的购房，适当提高购房的门槛，建立稳定的购房融资体系。

　　审慎的金融体系

　　何为审慎？首先，德国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非常严格，以至于德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回报率在欧洲是比较低的。整个欧洲一百家最大的银行平均回报率是9.9%，而德国平均的回报率是4%左右。为什么这么低？这是因为有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比如说2001年德国政府取消了对储蓄银行的政府担保，要求它们自己担保自己，这样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银行的高风险行为。同时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拨备要求非常高，所以整个德国商业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逐年下降，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监管带来的奇迹。

　　还有一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是消极的马克国际化。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极其冷静，他们仔细研究了自己的情况，发现自己的金融体系远远比不上美国、英国那么发达。同时也发现自己的经济总体规模与美国差很远，如果完全放开管制，资金会流入德国的商业银行，抬高马克的汇率，那么对德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十分不利的。分析利弊之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消极应对国际上的马克国际化的呼声。

　　在金融方面德国对中国的启示是两条。第一条是审慎的金融监管具有全局意义，不仅能够避免金融业回报率过高的情形，保持金融业的稳定，同时也能使资金和人才逐步流入到企业、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二条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被国际舆论以及华尔街的很多精英人士捧杀，我们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实体经济和企业的承受能力。

　　基业常青的家族企业

　　德国的经济实力还源于拥有一大批基业常青的家族企业。这些家族企业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们往往是家族控制，但却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家族并不介入日常管理，比如说汉高和博世这样的百年大公司都没有上市。

　　这跟美国、日本不一样，美国往往是乔布斯模式、比尔·盖茨模式，自己创业之后把企业卖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日本大公司也几乎没有家族控制，比如丰田汽车，丰田章男也只有1%的股份，不能完全控制公司。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第一是注重教育，德国的大家族注重教育，家族成员接受严格的管理和教育，以便将来接班。

　　再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国家体制。德国遗产税最高达70%，但遗产税对家族企业的传承却网开一面。如果继承者承诺若干年之内继续经营，他的遗产税几乎是不用交的。遗产税对于家族企业的传承、基业常青起到一个正面作用。

　　这个方面对中国的启示，第一是家族长期控制加上职业经理人管理，可以成就伟大的企业。以往我们脑子里想的一般是美国企业，第一代创业了，第二代不愿意干了，就把这个企业交给社会，而德国模式给我们展现出了另一种选择。

　　第二是教育是传承的关键，同时还有遗产税设计方面的借鉴，遗产税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话题，不管中国的遗产税要不要，怎么设计，一定要考虑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作者李稻葵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许钊颖根据其在“德国模式：启示与借鉴”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Q&A 精彩问答

　　1.中国汽车产业如何向德国同行学习？

　　罗兰·贝格：现在都是汽车传动制造时代，今后肯定不是，所以就中国和德国来说，我们在新汽车时代都是刚刚站在起跑线上，中国也有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2.德国提倡租房，但在中国很多人会觉得买房非常重要，怎么看待经济规律和民族传统观念相冲突的问题？

　　郑新立：德国没有把住房当成投资投机的对象，所以德国也没有房地产泡沫。中国的房地产有点走偏了，被当成第二股市，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学日本、香港，要学德国。

　　3.在中国如何发展职业教育体系？

　　罗兰·贝格：如果政府和企业也打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话，它自然就能做得好，就能发展起来。

　　大家不要忘记德国的经济中，也有很多的商会和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德国的行业协会也在职业教育和学徒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现在德国年轻人进入职业教育学校学习，今后仍然有机会去大学读书。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有很好的透明度和连接性。

　　4.德国在清洁能源政策和可持续发展上有非常好的执行力和决策力，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罗兰·贝格：环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政治问题。环保是一种公共的财富，环境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应该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要确保自己的国家政策能够管住企业的行为。

　　5.中国现在大力倡导城镇化，在走城镇化的道路上我们能从德国模式上学到什么？

　　郑新立：我们现在讲的城镇化不是建城，而是人的城镇化，先把已经进来的2.6亿城市居民市民化，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这才是核心。

　　中国的平原面积只有12%，德国、美洲、澳洲都是大平原，地理条件决定了我们不能铺开搞。我们的城市是跟行政管理体制吻合在一起，大城市的行政资源的配置权也大，各种优质的资源就会集中，机会就多，所以人们会争相涌入。

　　再过20年，中国这种基本格局还很难改变。因为中国是13亿人口的国家，再往后发展，好多方面都会是世界上没有的，它会形成三千万的大都市区。如何有效治理和管理大都市区，也是我们新的挑战。

　　罗兰·贝格：欧洲各国情况不一样，法国的人口就集中在城市。德国的工业是以很分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所以德国才能够允许这么分散的城镇设计。

　　如果说中国不想要超大型城市，也许就要花费点力气，把工业打散，这样才有可能把城镇化的问题分散开来。（罗兰·贝格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德国模式：启示与借鉴”专题研讨会的问答，本报记者许钊颖整理）

　　作者：李稻葵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