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当下的知识分子要善待自己

　　坐下来，闭上双眼，静静地，静静地，一个人坐上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更长。此时，不要胡思乱想，莫让思绪游走；把全部精神集中到一点，放松、放松、再放松；把所有的包袱全部放下，平静、平静、再平静……

　　静坐，这是我每次上课前要跟同学们一起做的一个功课。我试图用短短五分钟的实践，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有意识地放下心中的欲求，可以带来巨大的安宁和幸福。

　　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也许只在这个瞬间获得；我们终生所寻求的理想，也许只在此刻实现。多年来，我们只是一味地忙、忙、忙，却不曾有意识地让自己的心灵休闲一下。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有更多的成就、更大的荣誉，而这些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总是梦想着奇迹的降临，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这些很可能来自我们内心的自恋。

　　3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因患急性白血病去世，年仅36岁。初闻此讯，十分震惊。张晖白天自己好端端地走到医院看病，却一去不复返，不到24小时就离开了人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让人难以置信，却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2001年12月19日，青年科学家胡可心因患肝癌英年早逝，去世时只有38岁。他生前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2003年8月22日，3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沈颂金因癌症去世，留下两部共计达7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2005年1月5日凌晨4点，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所年仅32岁的青年学者萧亮中，因心肌梗死在自己家中猝死。2005年8月5日，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勇因患弥漫性肝癌晚期病逝，从查出肝癌晚期到病逝仅仅30天。2013年3月17日，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副研究员张哲，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7岁，从查出胃癌到去世，前后不到半年。……

　　以上是部分我搜集到的、近年来30多岁早逝的青年学者的例子，他们在世时学术成就卓著。

　　为什么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英年早逝如此频频发生，很多人只有三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显然与他们在工作方面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有关。比如胡可心发现自己患肝癌后，将诊断书锁进了抽屉，坚持没日没夜工作十天后才住院。他去世前有遗言：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让我把项目做完，我将死而无憾。结果只过了三个月他就离世了。

　　萧亮中所在实验室的电脑记录了他猝死前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点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点36分；2日，工作到22点32分；3日，工作到23点53分；4日，工作到凌晨3点零7分。

　　1月5日凌晨4点，妻子听到他睡梦中发出痛苦的呼叫，他终因紧急抢救无效而亡。

　　这种由于过度疲劳而导致早逝的现象，也发生在不久前去世的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身上。邓正来自认近年来“工作忙，思想忙，生活方式糟糕”是患上胃癌的真正原因。张晖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他生前已出版学术著作多部，死后还有两部著作待出版，另有两部著作在规划中。

　　无可否认，在个人爱真理胜于一切的炽烈追求之外，收入低、待遇差也是知识分子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学者、青年教师自参加工作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遇到的最大问题，以职称、住房和待遇这三样为首。

　　目前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收入来源复杂，其中从国库支付的薪水相当有限。据笔者所知，目前在北京高校，一个四级正教授的国家拨款月工资只有5000多元。而目前北京城区的月嫂收入一般可达8000元~9000元/月，育儿嫂一般可达6000元~7000元/月，比教授还高。如今取消了福利分房，多数教师和科研人员必须想办法通过其他渠道增加收入，才能买得起房。对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来说，他们增加收入的渠道非常有限，所以除非是对学术特别热爱的人，一般人要彻底沉下心来做学问相当难。

　　另外，现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资、岗位津贴均与职称挂钩，有时差别相当大。这极大地加剧了青年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想办法出成果、评职称的压力。

　　不过，如果仅从收入低来看问题，人们也许会问，在上世纪50、70甚至80年代，人们的收入更低，为什么那时没听说这么多早逝的现象？而且，前面所列很多英年早逝的学者，有的已相当有成就，根本不必为住房、职称、收入等发愁，他们为什么还那么拼命呢？从这一点讲，我认为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在众多时代因素中，我认为管理体制有意无意地倡导恶性竞争，导致知识界功利之风盛行，是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多年来，一些领导和管理者把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竞争逻辑无限制地引入社会管理的一切领域。竞争愈激烈，选拔人才愈要确定客观的、可以量化、容易操作的标准。这导致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把申请项目、出版专著、刊发论文、获得奖励等作为考评和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

　　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被无情地卷入这套严厉的科研评价系统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全部精力用于追求这些目标。结果不仅他们的科研工作丧失了发展个人兴趣和潜能的性质，而且影响着他们的心理：迫不及待，急于求成，贪多务得，永不知足。许多人忘记了工作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忘记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也忘记了学术的使命和学者的责任。

　　张晖好比一颗靓丽的新星，那么聪明，那么有想法。他不该走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急。多年来，他也曾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为职称、住房等等而焦虑、煎熬，不得不受制于时代环境和氛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有病未觉，甚至到死也不知何病。这固然是缘自他对研究治学的热忱，却也可能与他的心态有关。我不禁设想，如果他的心态更从容，看待人生更淡泊，也许会更懂得珍惜生命，能及早放慢脚步，自如地面对生活的压力和事业的前途。那样，他或许就会以养生的方式工作，以闲逸的方式写作，也许能及早重视健康问题，不至于发生今天这样的悲剧。

　　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虽极少强迫自己过度工作，但要说活得多么闲逸，肯定谈不上。身心交瘁的日子时常有，也曾想过彻底摆脱，但目前还做得远远不够。因此，我相信，心理的问题，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

　　张晖让我想到，在时代的大潮中，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所能做的，也许不应是老想着去扭转潮流，而是先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应该努力不让自己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讲静坐之道的原因所在。

　　我们一方面应该对错误潮流大声疾呼，痛加针砭；另一方面更要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切己修身，从浮躁功利之风中走出，以淡泊、宁静、从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诱惑、压力和问题。也只有走出了时代潮流，才能创造不朽的作品。

　　当前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应该从张晖的去世反省自己，反省我们多年来的活法。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