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本报报道的消费者对苹果产品售后服务的投诉,国家质检总局今天作出回应。
投诉一
消费者反映:“苹果手机维修商称,单修按键不属于保修范围,要收费260元。”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如果该手机在三包有效期内,苹果公司的做法就违反了我国《移动电话机商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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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应由修理者免费维修。
投诉二
消费者反映:苹果手机修理商“在保修期内修理拖延时间长,不提供备用机”。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这违反了我国《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五、十六、十七条的相关规定。消费者可以根据具体维修时间,提出“7日之内不能修好,由修理者免费提供备用机”、“自送修之日起超过60日或修理时间超过30日未修好的,由销售者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的合法要求。
投诉三
消费者反映:“苹果服务商告知MacBook Air笔记本电脑主板只保修一年。”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按照我国《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和《实施三包的微型计算机商品目录》的规定,主机的主板属于主要部件,其三包有效期至少为两年。
若经查属实,苹果服务商的做法,违反了《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必须予以改正。否则,将由行政执法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严肃处理。
对此,苹果公司回应称:苹果电脑的现行保修政策是整机保修期为一年,主要零部件保修期为两年。(记者左娅)
《纽约时报》揭露苹果大面积“避税”,质疑其“道德”标准
苹果到底躲了多少税?
当地时间3月27日凌晨,在给苹果总部的邮件中,记者特别问了一个与中国区业务并不完全相关的问题:《纽约时报》去年4月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苹果在美的避税行为与自称的道德标准存在很大差距,不知苹果公司对此怎么看?并打算了解一下这种“合法避税”在中国是否存在,以及有人认为容易“避税”的苹果应用在华的销售额和利润,以及缴税情况。
没想到,虽然美国加州还在夜里,但苹果总部仍很快便把这封信转给了苹果中国。
在记者发去新的采访邮件后两个小时,苹果中国公关部门的吴女士再次从北京打来电话,表示她已看到了记者发给美国总部的邮件。她强调,自己一直在与本报驻北京的记者沟通,而这位记者“对情况已相当了解”,“我估计苹果总部不会再发一个官方声明”,而所提问题“应当去问你在北京的同事”。
记者提出,《纽约时报》在这篇报道中说,苹果将大约70%的利润,通过在低税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手段转移到海外地区,通过这种“合法”方式,苹果公司每年避税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对此,吴女士说:“由于这篇文章写于一年前,已经很旧,因此苹果总部不便发表评论。”
有关应用商店问题,她表示苹果可以提供一共推出了多少应用,不过她手头没有销量额等数字,可以在转天去问一下其他部门,但“不能确定有关数字是否可以公开,可能在统计上不同的国家也会不一样”。
而在北京,本报记者追问苹果中国的过程中,对于苹果公司的应用商店是否纳税、向谁纳税的问题,苹果中国该公关负责人表示,会向业务部门咨询这一情况,并未直接给出答复。
本报驻美国记者赶赴硅谷
与苹果总部沟通记
苹果公司售后服务“内外有别”,引起国内消费者不满,投诉不断。而苹果中国几次公开声明,也因过于空泛难以给消费者交待。
苹果售后为何对不同地区消费者差别对待?苹果总部对此有何看法?本报继续与苹果中国沟通同时,也请驻美国记者联系了苹果公司总部。
当地时间3月26日上午,本报驻洛杉矶记者将申请采访的邮件发给苹果网站公布的媒体信箱,邮件中叙述了中国消费者在本国维修苹果产品时,享受到的服务与国外不一致,由于苹果中国公司不愿接受本报国内记者的采访,所以希望直接采访到苹果总部。在发去邮件的同时,记者还给苹果网站上公布的媒体热线留了言。
看到采访申请未获反馈,记者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直奔五六个小时车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丘珀蒂诺市的苹果总部。
在前往苹果总部路上,一名自称“在苹果公关部工作”的史蒂夫·道林先生打来电话,表示已接到记者的邮件,将向苹果有关部门反映此事,并提醒记者“是否注意到苹果中国网站已发表了声明”。记者回答已经注意,但这并不能让读者满意,因此才希望得到苹果公司进一步解释,而记者已在前往苹果总部途中。
当天傍晚,本报记者抵达丘珀蒂诺,但已过了苹果公司的上班时间,便又向史蒂夫·道林发去电邮,并给他的电话留了言,告知自己已到硅谷,重申了采访意愿。
当天夜里11点多,一名自称苹果中国公司公关部的吴女士从北京打来电话,告知记者苹果总部已把发给他们的邮件和留言转给苹果中国。她表示,苹果中国公关部已在北京时间26日下午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进行了很好的沟通”,“我们认为沟通很有成效,就不太合适再由苹果总部出面接受您的采访了”。
而据本报这位记者介绍,北京时间3月26日记者就当天见报的《霸气苹果伤了啥》中的几个案例,询问了苹果公司是否有回应。苹果中国公司公关部负责人表示,对为客户提供备用机政策等问题,她本人并不清楚,但是会向业务部门同事了解,尽快给答复。但是具体到稿件中的案例,由于消协没有提供消费者姓名、联系方式,或产品序列号,这位负责人表示无从核查具体情况。
就是这样还不够明确的回应,吴女士向本报驻美国记者强调,由于此事发生在中国区,苹果中国对情况最为了解,而总部“没有办法解释得比我们更清楚”,“一般来说涉及中国区的事情还是先跟我们说一下比较好”。吴女士还强调,这次谈话只是“私下沟通”。
记者回答说,既然来了一趟苹果总部所在地,还是希望见一下总部公关部的人,由于在美国常驻,顺便也可沟通一下今后对苹果在美活动的报道。吴女士说,记者今后有什么采访需要,也要跟苹果中国公关部联系。即使采访苹果在美活动,也要向苹果中国公司申请。
记者注意到,吴女士后一个电话赶在了美国
太平洋时间早上7时17分,恰好是苹果总部上班之前。但本报记者决定继续尝试与苹果总部联系。
当地时间27日凌晨,在了解到苹果中国实际上对本报在京的答复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后,身在硅谷的记者再次向史蒂夫·道林发去电邮,表示由于苹果中国的回答无法让中国读者满意,所以不得不再次请求采访苹果总部,只是希望了解苹果到底为何在售后服务上差别化对待不同国家的消费者。
记者在抵达硅谷后给苹果总部的邮件中说,希望在硅谷的自己不会像在北京的同事一样或更加失望。但截至发稿时,记者仍在失望的状态里等待。(记者 陈一鸣)
作者:左娅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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