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不能回避“政策公关”质疑

　　发泡餐具，禁的是发改委，放的也是发改委，横竖都是发改委正确，这也算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吧。且不论发改委朝令夕改的做法，有没有决策的严谨性，也不说这种朝令夕改，把政府公信置于何地。就单单以发改委回应的内容论，一个缺漏是无法回避的发改委为什么回避媒体提出的“政策公关”质疑？

　　发泡餐具解禁，背后有企业的公关，这不是什么猜测，而是有相关证据。近日，一份由10家发泡餐具企业和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公关协议”，在网络上被曝光。这份协议中约定：当甲方或其所在行业获得政府相关部门以书面方式确认在行业政策解禁的过渡期间的临时性、有条件许可……或者国家发改委正式将发泡餐具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淘汰类目录中删除，甲方应支付乙方律师费400万元。此外，10家企业还先期支付这家律所前期服务费50万元。对于这份协议，该律所律师表示属实（据《每日经济新闻》）。

　　一家律所有什么样的能量和背景，敢打包票去影响决策？10家企业是怎么联合起来的，为何对这家律所如此垂青？律所签完公关协议后，又是如何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最终由没有获得400万？为何这个协议签订的一年之后，发改委就宣布解禁发泡餐具，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这些疑问，该律所和发改委都没回答。

　　从法律上，10家发泡餐具企业和律所自愿签这样一份协议，本无可厚非。在政策制定上，这10家企业试图游说政府，实现自身利益，也是其权利。但是这一切理应在阳光之下进行，公众不能被蒙在鼓里，而应享有平等参与的权利。

　　近年来，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偏向相关行业和既得利益集团，屡屡引发争议。在这种不正常现象的背后，四处涌动着“政策公关”的暗流。典型的例子就是乳制品国标大倒退，被抨击为“全球最差，是全球乳业的耻辱”，这一标准，显然是在乳企“绑架”下出笼的，不过对此，消费者却难一睹真相，有消费者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但遭到卫生部拒绝。

　　“政策公关”需要从隐秘走向公众的视野。任何一个国家，围绕一项政策的展开利益博弈，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也没必要妖魔化，而应将其纳入规范。比如，美国有《联邦游说法》，从针对某项政策进行游说活动，个人收入和组织的游说活动在一定时间内，达到一定收入或花费，必须进行登记，游说中发生的招待行为，花费不能超过法定限额，法案还规定，原议员及其助手、所有的公务员在离职后的一年内不得介入游说活动。

　　在中国，对“政策公关”进行规范，防止其为利益集团护驾，已迫在眉睫。为此，当从制度和法律的完善入手。

　　在制度上，应当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对于类似发泡餐具解禁，食品安全标准下调等政策调整以及新政策的出台，要做到的全过程公开。为什么要进行调整政策，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事先向公众说明理由，相关的证据资料，只要不涉关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应全部公开，例如发改委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所做的发泡餐具毒性实验，详细实验资料应当放在政府网站上，供民众下载查询，同理，生乳新国标制定会议纪要，也不应保密。

　　在法律上，应当明确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和参与渠道。例如，应当像价格听证一样，建立决策听证制度，在涉关公众利益的决策变动上，保障民众有效参与的机会。对于决策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接受政策公关，应建立规范，进行约束，防止腐败的发生。

　　发泡餐具安不安全，公众很是担忧，但相比这种担忧，“政策公关”的疑云，更令人忧虑，这一问题若不调查澄清，对于政府公信，将是很大的杀伤，对此，不可不慎。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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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于平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