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在我国地区均衡发展中的作用

　　走遍全球，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国家像我国这样把全国性资源集中配置在一、二个城市里的。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纽约，高科技中心在旧金山湾区，创意产业中心在洛杉矶，汽车工业中心在底特律，高等教育则有波士顿、纽约及其周边地区、旧金山湾区、芝加哥等若干个中心，央行总部在首都华盛顿、但主要市场操作业务放在纽约，就连联邦政府所属的全国疾病控制中心也不放在华盛顿，而是放在亚特兰大。印度的中央银行和证监会不放在首都新德里，而是放在孟买；印度最好的大学也不都集中在新德里和孟买。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都不在首都堪培拉，而是在悉尼；大型商业银行则一半在墨尔本。

　　我国则中央政府的所有机构都在北京，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总部基本在北京（除上海有四家外），主要的高等院校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十几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总部集中在北京（除上海有一家外），金融市场则集中在上海，中科院系统的研究机构主要在北京和上海。由于登记注册规定的原因，全国性的社团组织的总部也都集中在北京。

　　然而中国这么大，要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要有十来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为此，中央政府必须把全国性的资源更多地推向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武汉、成都、西安、沈阳、郑州等地方，带动这些城市成为有能力吸引国际一流人才的大都市，使得中国的发展有更多的推力，具备更强的基础。

　　比如有些以自然资源开采利用为主的央企，其总部就没有必要设在北京。以前由于交通、通讯不便，总部设在北京有一定道理，现在这个理由不存在了。三家电信公司总部不应都在北京。今后若有像中国商飞这样新设的央企，总部应该放在京沪之外。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即便是政策性的，总部也不必都设在北京。大学搬迁不易，但中央政府可以在京沪以外的地方新设今后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大学。新设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今后大部分应放在北京之外的地方。中央政府的一些机构，比如海洋局、地震局、气象局，放在北京之外也是可以办公的。当然，现在与当年搞“三线建设”情况不同，在这些全国性资源的重新布局中，中央政府应确保所有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总体不受影响。现在我国具备这样做的财力。

　　在我国当前公司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都是中央和地方分成共享的情况下，地方吸引企业总部入驻的积极性很高，提供的优惠措施越来越多。由于多年形成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国际交往、地方政府财力等方面的差距，京沪这两个直辖市在吸引大型央企、外企和民企总部（以及它们的子公司）上的优势日趋显著。其结果不仅是京沪拥堵和环境状况持续恶化，也不利于全国其他城市的发展，甚至也不利于这两个地方充分发挥自主创新的潜力。对公司所得税等税源来自全国的税种，是否应考虑进一步缩小地方分成的比例，或者把它完全改为中央税？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就全部是联邦税。这样可以减少优势地区吸引公司总部的动力。若配以相应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中央政府直接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则会有助于大型企业总部向京沪以外地区分布。

　　实施上述措施后，京沪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的竞争力是否就不如了呢？显然不会。(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作者：方星海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