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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污染问题被不断曝光 环保部门被指茫然无措

2013年04月07日08:39
来源:财经网 作者:高胜科 许竞 贺涛

  一则“山东潍坊地下水疑遭排污”的消息,迫使水利、环保和国家发改委三部委高官在“两会”期间出面答疑,中国地下水的安全问题也就此浮出水面。相比被不断曝光的江河等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和治理困难拉响了更严峻的警报。

  在中国,有六成人口是以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水源,农村一些地区甚至直接饮用地下水,而地下水一旦被污染,由于其流动缓慢且具有隐蔽性和延时性,没有技术能够彻底清污,生态破坏更是不可逆转。

  目前,农村约有3.6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质劣于类,不适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被公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下水中检出率较高的有氯仿、甲苯、四氯乙烯、苯并芘、氯苯、苯等,这些物质都会对人体粘膜产生刺激,其中,苯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确认为致癌物。

  从国际经验来看,地下水的治理难度、成本和周期远远超过大气和地表水,且水质还无法完全恢复,因此,控污十分紧迫。美国上世纪80年代出台的《超级基金法案》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使恶劣的地下水染事故销声匿迹。中国长期以来对污染责任人处罚、追责过轻,客观上起到了纵容的反作用,从立法与执法入手,切断地下水的污染源,严防新的污染物进入地下水,是迫切且理性的选择。

  编者

  像河南平顶山东王营村的其他村民一样,李资(化名)家也是靠井水为生。院里的压水井有30多米深,但打上来的水依然泛着浑浊的黄色,数百米之外,就是河南平顶山市生产医用制品的重点企业圣光集团的生产基地。

  厂区东墙外,也有两口井,一根红色管道将墙内五色混杂的生产废水直接输送到井中,杂草与零乱的垃圾虽然掩盖了井口与管道,但浓烈的化学品气味依旧弥漫在空气中。

  这两口井距东王营村只有百米之遥。5公里内,还居住着郑营村、肖营村、北村、东村等十多个村庄的上万人,这些人都靠打井取地下水为生。厂区正南方不足4公里处,则是白龟山水库,它被列为城市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是平顶山市近110万城区居民用水的水源地。

  地下警报

  2013年3月7日,一位圣光集团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承认,“没有专门的污水处理厂”。“从建厂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排污水。”李资和东王营村一些村民们说,“喝这水拉肚子,水里有说不清的化学品味。”村民多次上访,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水质化验结果。

  现场可以看到,两口排污渗井,一深一浅,中间由一根暗管相连。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水环地调中心主任闫震鹏分析,污水如直排到中深层的地下水,就会快速扩散,污染面可以扩散到很大区域。

  圣光集团是年产值达50亿元的河南省重点企业,主要生产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用制品,其官网称输注类产品产能居全球第一,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并出口东南亚、欧洲等40多个国家。但大量生产医用制品的工业废水每天亦如注射器一般直灌地下,这种排污方式,对地下水污染的严重性难以估算。

  此前媒体不断曝光由工业废水或生活垃圾造成的江河等地表水污染,然而,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和治理困难已然拉响了更严峻的警报。

  与地表水呈现动态循环、更新周期短相比,地下水属于循环更新周期长的静态水。这意味着,一旦地下水被污染,其自净能力更差,污染状况存在时间更长,污染物及其危害基本无法治理。且污水深藏于地下,很难探知它在地下的反应速度、流向、氧化过程,是否会渗透、泄漏,也无从得知。

  因此,中国法律严禁将污水直排地下。《水污染防治法》第35条明确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和倾倒有害废水、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遗憾的是,像许多形同虚设的法律一样,《水污染防治法》第76条仅规定,企业的上述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现实情况就演变成大多数时候罚款了事。

  造成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任意排放或灌溉,其他污染源还包括农药化肥、废渣等。

  一位河南省环保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向地下非法排污的企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离地表河流较远,不便直排污水;另外一种是自身无法满足环保要求,又从污水处理的成本考虑,最终选择向地下排污。

  企业通过渗坑或渗井排污地下并非圣光集团独家,各地都有。2011年5月,新华社等媒体报道,河北省元氏县数十个化工厂,将含有化学污染物的污水通过渗坑直排,造成地下水污染,上万群众十年来被迫买水生活。而目前发现企业的“地下行动”已经升级,华北地区一些企业甚至动用高压泵将大量污染直接灌注地下。

  国内地下水的真实状况到底如何,是一幅轮廓模糊的地图。即便环保部、国土部也缺乏翔实的材料,以证实星罗棋布的大小企业几十年来偷排或向地下直排污水的情况。被曝光的地下水污染情况,多是如圣光集团般星星点点的局部事件。

  迄今为止,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绘制的《中国地下水污染状况图》,只粗略地反映了几大区域的地下水质量状况,以及不同地区的污染组成差别。比如,东北地区由于重工业和油田较为密集,地下水污染严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类城市及工矿发达的地区,浅层地下水污染普遍;华北地区地下水不仅污染普遍,且仍呈加重趋势。相比而言,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地下水,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污染相对较轻。

  不过,一些机构进行的局部调查足以让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状况浮上水面。

  河南周口市沈丘县拥有全国闻名的多个癌症高发村。这个县临近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但全县居民日常用水都要依靠地下水。溯沙颍河而上,至平顶山市新华路大桥下,色如墨汁、状如酱油的污水,从岸边的城市排污管和地下井中肆无忌惮地喷涌,瞬间融入这座城市唯一的内河湛河。而后,污水沿着河床在10多公里外汇入沙颍河,最终奔向淮河下游的漯河、周口两市以及安徽、江苏等的平原地区。

  一群正在桥下打牌的市民说,污水如此排放已达20年。

  即使企业仅排污于地表,但由于地表水与地下水互相渗透、连通,随着时间积累,巨量的污染物逐渐下渗,透入更深层。2005年环保部门就调查发现,当地50米深的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沈丘县环保局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历经七八年后,受污染的地下水更深了。沈丘县一些村庄的深井已打到地下过百米,水质还是不合格。

  作为淮河的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污染物几乎占到淮河干流污染物的一半。历年来,沙颖河一直是淮河治污的重中之重,沿岸不少小型污染企业被兼并、关停,但在关关停停的事件演变中,排污总量并没得到有效控制。

  从上游以煤炭、钢铁、化工、制药等为主要产业布局的平顶山,到以食品加工、造纸、皮革为产业龙头的漯河市,再到因味精化工厂而闻名的项城市,“从沙颍河上游到下游,污染物一路添加,可谓淮河十年治污一场梦”。环保组织“淮河卫士”负责人霍岱珊说。

  沿沙颖河流域的多地环保部门向《财经》记者表示,污染形势没有减缓,正在扩容之中的上游工业园区,还将给地表水、地下水防控带来新的难度。

  地处沙颍河上游的平顶山市叶县龚店乡,将要沿河新建一座工业产业园区。叶县前棠村、后棠村的村民们说,按规划,占地数千亩的产业园区将向东一直延伸,还要容纳节庄、常李、竹园等村庄。而“这些地方现有的饮用水都没有达标。已经喝着不安全的水,还要新建化工产业园,周边的居民算是倒霉了。”一位村民说。

  平顶山市总人口约500万,其中农村人口390多万。该市水利局人士透露,目前只有47%的农村人口能通过集中供水吃到深井水,而剩余近200万人依靠自打的手压水井,只能抽取浅层地下水,“一旦地下水污染,村民的生命健康将受到很大影响”。

  事实上,沙颍河两岸多个地区癌症高发,但由于水源污染普遍,一些地区民众明知“有毒”,不得不继续饮用(详见本期“沈丘癌痛”)。

  城市不能幸免

  中国60%的人口是以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目前农村约有3.6亿人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农村地下水污染情况严重,与近年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从城市转向农村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人群就可以幸免。

  国土部2005年对全国195个城市监测结果表明,97%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40%的城市地下水污染趋势加重。

  根据《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2020年)》,全国近20%的城市集中式地下水水源水质劣于类,即不适宜作为生活饮用水源地。部分城市饮用水水源水质甚至出现了致癌、致畸、致突变污染指标。

  城区居民通常不被认为是受地下水污染影响的主要群体,是因为一方面城区对地下水的使用尽可能严控,首要选择水库等地表水作为水源;另一方面城市供水检测、处理等相对严格。

  然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使市政管网建设未必跟得上城市扩张的脚步。

  圣光集团就位于平顶山市政府所在的新区,由于旧城区的污水管网没有铺设衔接过来,而新区也没有污水处理厂,周边就近又没有河流,因此该集团就利用渗井直排污水。

  《财经》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在北京,主城区之外的一些地段,比如东五环路外的管庄乡,东一时区、防腐厂小区等居民区近十年来都是小区自采地下水,业主们因水质问题一直向物业公司、居委会以及卫生、环保部门反映,但始终未能和市政用水管道联网。东一时区小区所处地块是原铁道部下属的枕木防腐厂,多种化学品在此使用数十年,抽检的土壤与地下水中含有致癌物。该小区自打井的水源正是取自污染场地内数百米深层的地下水。

  像城市加油站之类典型污染场地的地下水,污染情况更为严重。天津环境监测中心曾对天津部分加油站调查显示,大部分地下水样品中总石油烃检出率为85.4%,石油烃中含有致癌物质芳香烃。像北京、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加油站分布密集,而一旦地下水被污染,就可能扩散,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

  环保部、水利部和国土部对全国城市地下水污染趋势的分析结论是:众多中小型城市存在着广泛分布的污水渗坑和渗井,导致地下水硝酸盐、氯化物和有机物污染,污染程度和面积逐年增大;由点状、条块状向面扩散,从局部向区域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由城市向周边蔓延。

  2013年春节期间,“山东潍坊地下水疑遭排污”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在全国“两会”上,水利部部长陈雷称“地下水污染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指出,“不排除现在地下水有污染进一步加重的趋势”;而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也表示,目前已经出台治理规划,但因种种原因,“包括现在调查的情况有些还不确切、有些调查方法还需要调整、有些地方还需要补充调查”。

  与不断加剧的地下水污染相比,地下水的治理却处于起步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旦遭受污染,作为水源的地下水没有治理技术和方法能够彻底清污,即使改善,所需的成本和时间也超乎想象。而在国内,全国地下水的监测、评价材料甚至都残缺不全,水利、环保、国土等几个部门的数据和技术至今不能共享。2013年3月8日,环保部才发布获国务院批准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质量和污染源监测网。

  2005年,国土部曾牵头启动“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截至2011年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淮河流域和下辽河平原等地区都已完成调查。然而,参与此次调查的国土资源部人士表示,出于多种因素考量,完整的调查数据无法披露。

  2013年2月25日,黄乐平、韩世春、叶明欣三位北京律师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电子邮件和EMS快递,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公开2011年全国200个城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详细结果。一个月后他们收到了国土资源部的书面回复,其中包括厚达400页的水质报表。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受邀仔细研究了这些报表,他向《财经》记者表示报表有很多不足,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第一,关于受污染或者检测指标超标的水质,究竟是浅层地下水还是深层水,报表中没有只字提及,因此影响范围和深度不明。第二,这些报表都仅是针对城市的地下水监测,没有覆盖到目前污染尤为严重、覆盖人群更多的广大农村地区。另外,从检测指标上,报表显示,主要以无机物为主,比如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等,而目前地下水的重点污染物有机物基本没有涉及,比如石油烃、芳香烃等都没有监测。

  此外,一些必检项目,在很多城市的报表中缺漏项较多。比如衡量水污染的重要常规指标大肠菌群以及细菌总数等,在报表中均未呈现。而铅等重金属指标在北京的监测点中空缺,36项指标中,有11项空缺。

  这份报告的统计结论为,全国200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较差和极差的水质监测点比例为55%,较轻污染的占40%。

  对此,赵章元表示,十年前(2001年)针对118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只有少数业内人掌握,当时以上两个数据分别是64%、33%。这十年之中,因为修复技术的复杂性与难度,以及并没有实质修复和治理工程,从全国整体趋势来看,污染源不仅没有得到控制,相反还在持续加剧。但最近的检测结果显示,水质反而变得好转了?这是解释不清的矛盾。

  赵章元仔细研究后认为,这次反馈的监测点报表上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而相关部门对重点指标的缺漏等问题,使这份调查的结论不具说服力。

  监测懵懂未觉

  事实上,环保、水利和国土等部门都曾开展过地下水调查,但调查面积仅占全国国土面积中的极小部分。至今,“对地下水整体情况只知道个大概”。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如是说。

  自2011年起,由环保部牵头,联合国土部、水利部、财政部正式启动的“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下称“地下水基础调查”),是首次对地下水较全面的调查。除了开发利用方面,还涉及危险废物堆存场、垃圾填埋场、矿山开采区、石油化工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的地下水的调查评估。按照计划,到2012年12月底,北京、山东、贵州及海南的试点工作完成。2013年起,全面启动调查评估工作。

  然而,《财经》记者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了解到,该工程至今还未实质性启动。“我们都在配合环保部的工作,但目前没有接到环保部的通知到底该怎么做。”一位河南省环保厅人士说。

  环保部门对地下水状况掌握甚少,茫然无措。主要原因是,环保、水利、国土三部门对地下水皆有管辖权。国土部下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最具地下水方面勘查、监测、钻探和凿井的专业技术实力,也是以往国内地下水普查的核心技术骨干;水利部门则承担了庞大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工程经验丰富;反而是主导此次最新普查的环保部,并没有足够的监测能力。虽然国务院1998年的“三定方案”明确职能划分,但这几个部门的职能未能截然分开,且彼此信息交流不畅。

  “国土部门的地质调查数据通常很难要到。”上述河南省环保厅人士称,“当然,我们掌握的一些数据也不会轻易对外提供。”

  而现实的用水需求,使许多地方在尚未摸清底细时就超采地下水,尤其是各地的地下深井,在打井钻探时基本不会科学选址和地勘论证,通常采取就近取水的原则,四处凿井。“这造成的结果是水文地质参数不清,资源量不清,同样给地下水普查增加了难度。”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水环地调中心主任闫震鹏说。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地下水监测网,目前有2万多个监测点,能够正常运转的只占三分之一。监测范围仅为国土面积的10.2%,这与中国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严重脱节。

  一些公开发表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地下水中检出率较高的有氯仿、甲苯、四氯乙烯、苯并芘、氯苯、苯等。这些物质都会对人体粘膜产生刺激,长期接触会引起头晕、恶心等症状。其中,苯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确认为致癌物。

  而像四氯乙烯这类不溶于水、且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一旦出现在地下水中,基本无法清除。“它们会向下运动,直达水体底部的隔水层。”美国优斯集团(URS)地下水资源工程师张传绵说。

  地下水看不见、摸不着,治理难度远大于空气治理,投入也更高。

  美国也曾经面临社会发展带来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在1980年颁布的著名的《超级基金法案》中,就附有污染场地名录,收集了应优先防控的污染严重的场地。

  中国科学院大学水系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王明玉介绍,修复一个黑名单上的污染场地,需对土壤和地下水同步治理,平均费用是3000万美元。未来30年,清理美国污染场地的费用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

  张传绵对此体会深刻,她参与了一个约10公里长、4公里宽的污染场地治理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做调查,打井取样,分析数据,直到2000年才建立模型,模拟出地下的污染情况。随后提出可行性方案,并不断优化治理方案。直到2013年,治理措施才启动。“从调查到上马30年,治理还需要至少30年。”

  目前,国内对地下水中的有机物监测还懵懂未觉。地下水水质监测参照的是1993年颁布的《地下水质量标准》,检测项目仍以无机物为主,而近年来有机物污染已呈上升趋势。大部分有机物难溶于水,其中一些密度比水大的污染物异常顽固,不但难以清理,而且总是会往深层渗透,黏附在土壤介质上就很难分离,且会持续缓慢释放,最终成为永久污染源。

  与大气和地表水污染不同,地下水流动非常缓慢,受污染后常常数年乃至数十年不为人所知,具有隐蔽性和延时性。一旦发现污染,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就难以逆转。即使开展较早的美国,也只能做到把主要污染物去除掉,无法百分百地恢复地下水水质。

  张传绵参与的另一个地下水修复项目,花费1300万美元,只取出了60%的污染物,剩下的只能依靠控制,把污染物围住,不让其往下游走。

  超级法案的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何悦等人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立法,目的是对水污染者课以刑罚,并处以高额罚款。长期以来,国内对污染责任人处罚、追责过轻,客观上起到了纵容的反作用。

  从环境保护角度讲,当成本、时间、疾病无法控制时,避免污染的最佳手段就是防控,即切断地下水的污染源,严防新的污染物进入地下水。被称道的美国《超级基金法案》主要就是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

  张传绵认为,美国环保局(EPA)在推动美国地下水治理方面功不可没。它直属于联邦政府,不受州政府影响,握有实权,可对包括国防部、能源部等在内的任何机构开罚单。

  重要的是,EPA的追溯权力没有时限,且无需花费精力认定具体污染责任当面对多个污染责任方纠缠不清时,可向任何一方提起全额赔偿要求,然后由此责任方自行通过法律程序向其他潜在责任方追讨治理费用。

  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环境质量局和EPA发现,该州皮卡尤恩城戴维斯街上,一家经营多年的木材加工厂使用的木榴油渗入了地下,对浅层地下水构成污染。因此,EPA将此地列入超级基金,并计划投资500万美元治理。但是,这个数目不足以完成污染治理工作。而原木材加工厂早已在1999年停业,被另一家木材加工公司收购,因此,这家收购公司不得不和州政府一同分担剩余的污染治理工作。

  此外,美国还采取了划定安全的调查区、严格的选址标准、建设要求等风险防范措施。1974年以前,美国也曾经出现过由地下灌注项目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因此,1974年美国国会颁布《安全饮用水法案》要求EPA制定法规保护饮用含水层。1980年EPA颁布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规(UIC);1984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危险固体废物修正案对地下灌注提出了“无转移”要求。各州亦采用了更严格的法规,确保地下灌注活动的安全。自此,由地下灌注引起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在美国没有再发生过。

  中国虽然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都包含了一些地下水资源保护的有关规定。但由于规定不细致,可操作性不强,难以明确法律责任。

  立法一说,呼吁多年。早在2003年,赵章元等专家呼吁的地下水污染调查及立法事项,已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的批示。2007年,九三学社也在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强我国地下水资源保护的提案》,建议国家制定专门的地下水资源保护法规,即《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通过法律或其他方式授权,使其调整范围涵盖与地下水有关的各种人类活动,但至今立法无果。

  3月8日,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表示,对于地下水污染,水利部正开展立法前期调研,下一步将加快推动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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