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改革者底气源于法律保护和公众支持

　　经过初稿拟定、意见征求、专家论证等环节，近日上海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草案)》。《决定》称将依法保障改革创新、宽容失败。对依照决定规定程序决策、实施改革创新，而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且未牟取私利的，在政府政绩考核中对有关部门和个人不做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为改革者提供责任豁免条款，这一做法并非上海首创。早在2006年，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出台了《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只要改革创新方案制订程序符合规定，个人或单位没有牟取私利、没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即使工作发生失误、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造成一定损失。有关人员可予免责。”“改革失败免责”，一时引起舆论热议，被称为国内首部“改革创新法”。继深圳之后，西安、武汉等地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举措。

　　而今上海跟进，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除了上海在全国具有的举足轻重地位之外，也因为与深圳“可予免责”的表述相比，上海“不做负面评价”、“不予追究行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的决定更为直截了当，免责的范围也更为宽广。

　　从2006年深圳首倡“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到今天上海颇具争议地提出“法无禁止即自由”，只要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政策不禁止不限制，就鼓励大胆改革创新，反映的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从曾经的改革开放中获益良多，但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动力日益不足，改革的精神明显弱化，当下的中国和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样，仍然亟须有魄力、有担当、有办法的改革者。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宣布“改革失败免责”，正是为了给有魄力、有担当、有办法的改革者脱颖而出创造必要的环境。只有打破“庸庸者多厚福”的常规，确立“失败英雄也值得尊敬”的社会氛围，这样的改革者才可能源源不断并最终造福于中国。

　　如同深圳出台首部“改革创新法”一样，针对上海的改革失败责任豁免条款，舆论在叫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担忧。如有专家表示，当下与改革开放之初法律尚欠完备不同，如今在法律比较完善并形成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改革，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而不能突破限制。细审上海的《决定》，其并未主张突破现行法律框架，而真正值得担心的，其实是“没有牟取私利”这一界定在操作上存在很大困难。一个通常的疑问是，没有贪污腐败，但为了政绩胡干一气，算不算意在牟取私利？

　　无论是激励改革者“法无禁止”就不妨大胆尝试，还是提醒改革不能突破法律限制，角度不同，用心则一，即希望改革者能够获得法律的保护。毫无疑问，在依宪治国的时代，由于法律的保护，改革者的大胆尝试才显得理直气壮。

　　除了法律的保护，改革者的热情和豪气之源，还应该包含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如何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对真诚的没有私利的改革者而言并不困难，只要其决策不暗箱操作行动不独断专行，既确保公众对任何一项冠以“改革”名义的行动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又具备足够的话语权，公众一定是其永远值得信赖的同盟者。一旦公众获得了这种知情权和话语权，也就意味着把改革是为公还是为私的评判权交给了公众，一项失败的改革是否涉嫌牟取了私利，原本存在的界定困难也将迎刃而解。

　　在新一轮改革呼声日渐高涨的语境中，南都社论曾经强调，“改革的过程要为人民有效监督，改革的效果要为民众所目睹，改革的红利要为全民所共享，直至实现公平和正义。”如果缺乏公众的参与，改革者是孤独的，勉强启动的改革也难免让人生疑。因此，当我们说“激励改革宽容失败”的时候，其主体天然是公众，而不应该是更高一级的权力。

　　坚守法律边界，确保公众参与，相信中国改革者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