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水价之争揭示道德基础缺失风险

　　据“财新网”记者宫靖报道，中国水务董事长认为中国水价至少要提高十倍---也就是从现在的每吨4元上涨至每吨44元以上。资源经济学，是我研究生时期写过几篇论文的领域（参阅我的“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问题”）。理论视角下，这样的水价是可能的。其实，我记得是周其仁的回忆，兰德公司的一位领导人三十年前预言中国将来要从北美进口的大宗商品是：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最大危险是道德基础缺失（参阅二十年前我写的三篇“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章）。水的严重污染，只不过是道德危机的许多严重后果之一。汽车泛滥，空气污染，食品毒害，服装毒害，儿童毒害，教育失败，卫生服务在人口老龄化时代面临崩溃，……。不要忘记诺斯的提醒：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因发展失败而彻底消亡的经济社会（所谓“锁入效应”）。不要以中国历史悠久为理由拒绝诺斯的提醒。阿罗在一篇关于礼物与交换的文章里提出过一个“不可能定理”：不存在可以将支撑系统市场化的市场。韦伯列举了“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例如会计、统计、法律、道德等等。阿罗提问：如果法院判案是根据“价高者得”的原则，谁还诉诸法律呢？如果诺贝尔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的出价来决定是否授奖，谁还相信诺贝尔奖的学术性质呢？类似地，谁在求婚时探讨爱情的市场价格？我反复提醒经济学家们，市场是有边界的，市场不可能同化它的支撑系统而不失灵。道德自律、相互制裁、第三方监督，这是产权经济学家巴泽尔列出的三种契约监督方式，现实社会是这三种监督方式的混合，通常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混合（参阅我为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中译本撰写的序言）。例如，道德自律的缺失，诱致另外两类监督方式的强化。但是，三种监督方式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备的，这里存在边际递减规律。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完全缺失，那么，不论怎样强化政府（第三方监督机制之一种）或强化相互制裁的武器（杀医），终归无法避免社会消亡的命运。汽车泛滥到无法呼吸的程度，与公共走廊的悲剧完全一样。水，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水，将从北美依照大宗商品的方式进口，犹如我们必须进口安全的猪肉和安全的奶粉。因为，我们没有道德，所以我们只好从有道德的地区进口需要道德基础才可生产出来的商品。有道德基础才可生产的那些商品，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须品。中国呢？如果道德自律完全缺失，则另外两种监督方式的总成本将迅速增加以致生产有道德基础的商品的成本高于同类进口商品的价格。环境，是公共走廊问题之一种。产权经济学家建议界定私有的环境产权，从而可消除公共财的悲剧。但在技术视角下，为自然环境界定私有产权，成本太高。虽然，目前已很容易想象大街上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只新鲜空气袋，带自己的呼吸面罩，定期到商店去补充新鲜空气袋。据此，不难想象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背着一只水袋，定期到进口水商那里去补充净水。还可以想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誉评级将依靠进口评级服务，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找朋友的时候，我们贷款买房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求学的时候，都要借助于可信的于是只能是进口的评级服务。

　　没有道德，环境资源的危机远比有道德的社会更严重。所以，水价上涨十倍，是可能的，虽然未必是现实可能的。现实政治很可能不允许水价上涨十倍，至少短期不能。水是公共资源，水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中国的水务，是公共性的，于是有公共品的定价问题。公共品定价的原理，是使各期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的贴现值总和最大化，于是敏感依赖于需求曲线的性状。对水的需求，可以说出现于价值链条的每一环节，所以，水需求，既是基础的又是派生的。在不同环节上，对水的需求有不同的弹性，于是应制订不同的水价。与生命密切相关那些用水环节，公共福利（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往往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不一致。水务董事长的涨价要求，可能主要基于利润，而不是基于公共福利。但公有制的利润，怎样计算？没有竞争，就不可能知道真实成本，于是不可能计算利润。竞争？引入私人企业吗？道德如果完全缺失，我们如何相信私人供水系统呢？我承认，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晋商有信誉，晋商不是公有制的，但有信誉。经济学家知道这一原理，私人的信誉相当于私人的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的转型期社会，不同于晋商成功的时代。因为，社会资本的价值敏感依赖于社会稳定性。总之，这些题目都需要详细解释。今天，就写到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