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

　　如何估计改革红利？在我看来，现在改革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大都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管理创新、政府转型直接联系。比如说，未来8年—10年的内需潜力估计高达百万亿元，如果改革到位，就能把百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释放出来，以保持我国经济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以内生增长为支撑的、比较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再比如说，现在社会矛盾不断增多，核心问题在于政府的管控方式。我的看法是，未来5年—10年我国的改革红利是巨大的，关键在于相关的转型与改革要到位。

　　一是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这里需要明确三个基本性问题。其一，新型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以往相比，目前的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与作用都有所不同。说它是个“大战略”，就在于：新型城镇化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使命；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的重大使命；承载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其二，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人口城镇化，核心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有序进入城镇。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逐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其三，人口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主要有以下方面的改革：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有时间表；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调整人口政策，逐步实现城乡统一；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调整行政区划体制；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变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些体制问题不解决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就很困难。总的说，城镇化这篇大文章做不好，释放百万亿元内需的改革红利是很困难的。

　　二是投资的转型与改革。消费和投资要实现动态平衡，从现实情况看，投资是我们近些年来最擅长的经济增长推动方式，但现在来看，投资推动有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消费结构严重脱节。比如说，一些三甲医院比菜市场还热闹。二是投资来源不合理，政府投资占的比重较大，并且难以持续。

　　三是国有资本的转型与改革。在消费结构升级变化以后，国有资本是以继续做大总量为目标，还是以公益性为重点？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大问题。过去这些年，国有资本在做大经济总量上有重大的历史功绩，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尤其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要以公益性为重点进行调整和改革。

　　把上述这三件事做好了，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最大的红利”。

　　今天的改革与前几年有很大不同，利益关系面临全面、深刻的调整。我认为，当前的改革攻坚有三个重要切入点：加快推进政府转型与改革，切实破题收入分配改革，着力解决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