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未知的恐怖 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之后的反思

　　当地时间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线上的爆炸，已经基本被定性为恐怖袭击。尽管迄今为止，无人声称对此负责，袭击者身份、动机等相关的细节也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传统媒体、新媒体报道所披露，但这并不应阻碍我们对此展开相应的反思。其中需要反思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一项：那就是如何应对未知的恐怖。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造成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袭击事件，在2013年的地球上，并不是最惨烈的，无论是不断有人死于无人机定点清除行动的巴基斯坦，还是持续不断遭遇各种规模和类型的恐怖袭击威胁的叙利亚、伊拉克，场景类似但在频率和烈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当这样的袭击，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再度降临到美国，人们仍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以美国的力量，尤其是建立在技术和经济资源优势基础上的综合性硬实力，仍无法确保自身免于此类袭击，那么其他力量远不如的国家呢？

　　修正应对未知风险的习惯选择，避免仇恨的自我繁殖与成长，应该成为第一个值得关注的切入点。恐怖主义袭击，是建立在偏执而极端的土壤基础上的邪恶之花，作为一种畸形存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消除恐怖主义。杀掉所有的恐怖分子，只有死的恐怖分子才是好的恐怖分子，可以看做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主要思路。这种思路主要依托强大的军事、经济、技术力量，用先进的技术系统、强大的军事力量，构建起一张防护网络，将恐怖分子击毙于枪下，将恐怖主义围困封锁并最终消灭在技术与力量构建起来的壁垒之中。但这种技术性应对不是没有代价的，持续制造新的仇恨，导致低烈度冲突的持续蔓延，就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与不足。

　　综合性地运用各种手段防范、反击恐怖主义，需要在消除直接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消灭酝酿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之间，寻找妥善的均衡。

　　“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行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定点清除，这种清除通常制造大量的附带损伤，比如相关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自2004年前后至今，在巴基斯坦消除了47个高价值目标，或者说用无人机击毙了47名恐怖分子，但这仅仅占了全部死亡人数的1.5%，数百名儿童、平民，以及数千名其他人（身份难以识别，或者被美国定义为疑似恐怖分子），构成了庞大的附带损伤群体。对这些群体的亲属、幸存者而言，如果让复仇的念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后果是什么，恐怕不难想见。

　　有人当初批评过小布什的反恐战争，认为向恐怖主义宣战是一种“不理智”和“无法实现”的提法，因为等同于“向贫困宣战”，目标过于宏大，而难以实现。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批评，可能其提出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清楚点明了人类社会在应对恐怖主义尤其是某种不针对具体目标的恐怖袭击时，真正需要的机制的切入点：在用军事、技术力量压制那些已经付诸行动的极端主义行动者的同时，必须将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力气、更强的责任感，投射到消除其产生的环境和土壤的努力中。

　　进行这种转换，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政治智慧、责任感和勇气，还需要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协同努力，从本质上看，这意味着一场全球范围的猎鹿博弈。其获胜的关键，要求大多数个体，至少是掌握关键资源的个体，能够克服狭隘的自我利益的认知，克服收取短期利益的冲动，实质性地从长期与战略层面推进善治的发展。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目标，也面临着各种冲击。但如果想要消除类似不可预知的风险袭击，又不想依靠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技术与军事实力的方式，那么这种转型就是势在必行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作者：沈逸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