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官商的慈善与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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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慈善与生意的关系上，慈善对于盛宣怀，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或者至少是长期投资；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则无非是当场生效的官场敲门砖，本来就是一盘短期投资的小生意。

　　1871年(同治十年)，京津一带发生水灾，27岁的盛宣怀奉父亲盛康之命，带着家族捐献及到处劝募而得的棉衣、粮食等，前往天津散发给灾民。这是盛宣怀一生慈善事业的开端。

　　据统计，从1874年到1916年，盛宣怀共组织和参加赈灾近60次——其中也包括他作为官员主持的官方赈灾。慈善与生意，成为他人生并行的两个主旋律，他说自己“平生最致力实业之外，唯赈灾一事”（《盛宣怀行述》）。

　　在中国近代赈灾及慈善体系的建立中，盛宣怀贡献卓著。同时，他个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如1874年，因赈济直隶水灾，朝廷赏加其布政使衔；1875年，捐献赈灾银子2000两（约合人民币40万元），朝廷赏加从一品覃恩封典。

　　晚清同时兼具富豪和慈善家身份的，莫如胡雪岩与盛宣怀二人最为著名。

　　胡雪岩生于1823年，与李鸿章同年，比盛宣怀足足年长21岁，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 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 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颇丰。“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

　　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纵观盛宣怀的慈善事业，有一点与胡雪岩相同，除了投资于家乡的善款之外，几乎其它所有善举，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李鸿章。当然，其中与胡雪岩略有不同的是，盛宣怀在恩主李鸿章辞世之后，自己已经在官场和商场上羽翼丰满，慈善事业也因之可完全独立自主地展开；而胡雪岩却在左宗棠还当政时，就已经败落，根本没有机会展现其独立的慈善。

　　从根本上说，盛宣怀本就是官场中的“职业选手”，是横跨官商两界的“两栖动物”；而胡雪岩毕竟只是个商人，搞顶红帽子戴戴，充其量只是“官场票友”。这种身份的差别，在他们的慈善方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盛宣怀的慈善，除了直接投资捐赠之外，更多的还是致力于探索“以工代赈”、成立红十字会与国际接轨等制度创新，而胡雪岩则多是直接捐款，用钱搞定——以胡雪岩的身份，倘或如盛宣怀一样直接参与慈善的管理，那就等于是“捞过界”了，一定会引起官员们的反感，也绝对不是善于揣测的胡雪岩所愿为的。

　　盛、胡两人在权力资源配置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财富的来源不同：盛宣怀自己就掌握权力，他的财富大多数是投资新型企业所得，比较干净；即便按如今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之嫌，但当时洋务企业投资风险极大，盛宣怀家族最初的大举进入，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可算是率先垂范。胡雪岩自己并不掌握权力，他的财富，主要来自官商勾结中的黑色收入，如他在负责操办左宗棠西征的外债借款中，就虚报利率获得了至少288万两的不义之财，加上外资银行的佣金，总数超过500万两，在其传说的2000万两家产中占1/4。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前后主要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约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慈善与生意的关系上，慈善对于盛宣怀，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或者至少是长期投资；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则无非是当场生效的官场敲门砖，本来就是一盘短期投资的小生意。

　　立意有高下，在官场和商场上的抗风险能力当然就不同了……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此文为《权商盛宣怀》系列之十三，敬请继续关注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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