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练军：面对刑事错案，机制改革更重要

　　近年来，媒体曝光了一些重大的刑事司法冤假错案。对那些冤假错案，我们固然应该调查追究相关办案人员个体的责任，但更需理性反思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理念和运作机制。

　　冤假错案的产生，与其说是源于具体某个人的不负责任，不如说更多是根植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本身的运作不规范。是故，在对具体办案人员依法问责的同时，尤应深刻反思并切实改良我国刑事司法的运作机制。否则，治标不治本，冤假错案频率过高的刑事司法现状难以得到根本扭转，悲剧还会继续上演。

　　总体而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明显偏重于打击犯罪，赋予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几乎不受法院和辩护律师制约的司法权力。其结果是，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人权得不到应有重视，犯罪嫌疑人一般很难在第一时间获得刑辩律师的法律援助，因而在公安机关的刑侦过程中，刑讯逼供始终难以得到有效遏制。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些冤假错案，多源于刑讯逼供。

　　遏制和杜绝刑讯逼供的方式方法所在多有，要义在于让刑侦过程公开。将公安机关的刑侦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必能最大限度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甚至杜绝刑讯逼供，从而大大减少冤假错案发生。

　　把刑侦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严格实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36、37条之规定，让辩护律师能在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的刑侦过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充足的法律帮助，严格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人权。“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此乃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

　　在实践中，这些立法规定如能得到严格实行，全国各地就不至时常出现刑讯逼供，也不至时不时出现冤假错案。

　　那么，在公安机关的刑侦过程中，这些法律规定为何难以得到有效实施？此阶段的律师“会见难”问题为何始终得不到切实解决呢？

　　关键在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不过是纸面上的制度，而严厉打击犯罪、“命案必破”则是具体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活的机制。正是这种活的运作机制稀释乃至架空了纸面上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导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人权被大量克减，得不到充分保障。试想，如果在刑侦阶段有律师参与陪同和提供帮助，那刑侦人员敢刑讯逼供么？我们往往见到这样形成的冤案：缺乏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亦极不完整，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证据链条，而嫌疑人的认罪书是定罪的主要根据。

　　由刑讯逼供得到的认罪书属非法证据，在法庭上本不应作为定罪量刑的有效证据，也即，刑事审判要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正是法院制约公安机关刑侦权力的重要手段，属于法院对刑侦权力的一种事后审查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此等法律规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少能得到严格执行。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未厉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院在审判阶段难以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是冤假错案出现的一项重要原因。

　　在刑事命案中，从公安机关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均难以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背后的原因还在于严厉打击犯罪和“命案必破”的刑事司法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改变此等刑事司法理念，让刑事司法实践顺利进入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法治轨道，是反思诸多冤案的根本之道。不改良催生刑讯逼供和拒不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刑事司法运作机制，而是仅对涉案司法人员问责、处罚，还远远不够。

　　“命案必破—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疑罪从有—严惩"凶手"—司法"正义"—立功受奖”，这是诸多冤假错案发生的基本逻辑。命案破获、“凶手”得到了惩罚之后，总有一大批公检法人员受到各种表彰，得到种种荣誉。冤假错案制造过程的最后一环无不如此。如不是若干年后真凶出现或被害人离奇“生还”，证明被破获的命案其实是一起惊天冤案，那事情就永远定格在立功受奖的光辉顶点。

　　立功受奖是命案必破的必然结果，因为人为设置的某种制度离不开必要的激励机制，而激励机制本身亦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了司法人员对该制度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两者之间堪称互为因果。改良我国的刑事司法机制，就必须在时机成熟时，彻底废除针对任何命案破获的嘉奖，而改为对具体某个或某些司法人员予以表彰。让司法人员能更加冷静理性地从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裁判工作，由“命案必破”要求催生的违法违规操作就必将大大减少。

　　刑事司法只不过是一项人对犯罪的认知工作。司法人员不是万能的神，而是有七情六欲并充满个性偏见与知识局限的人。改良我国刑事司法机制，首要的就是彻底打破“命案必破”的司法神话，消除立功受奖的名利诱惑，严禁刑讯逼供，厉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将刑事司法活动严格限定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框架内。面对一桩桩扑面而来的冤假错案，反思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理念和运作机制，远比对涉案的司法人员严查问责重要得多。

　　作者系法学博士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刘练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