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陈元交棒国开行：15年3800亿到7万亿

　　理财周报记者 滕晓萌/北京报道

　　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29号的国家开发银行总行，已经悄然易主。

　　多位国开行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证实，原交行董事长胡怀邦，已经到国开行报到。尽管国开行还未正式发布公告，但胡怀邦接替陈元出任国开行董事长已经确认，相关工作交接正在进行。

　　自1998年4月3日算起，陈元已经在这幢大楼里工作了15年，创下了中国银行业高管记录。

　　他留下的成绩单是：1997年末，国开行资产总额3811亿元，不良贷款率40%以上。截至2011年末，国开行总资产超过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连续8年低于1%。而现在，国开行的资产总额已突破7万亿元。

　　不仅于此，在过去15年中，尽管在发展方向和资产质量上一直饱受质疑，但这家银行异常坚定地执行着陈元“开发性金融”的理念，支持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建设和企业“走出去”计划。

　　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国开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23737亿元，占同期全国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的26%。与此同时，外汇贷款余额1873亿美元，境外人民币贷款余额615亿元，为中国第一大外汇贷款银行。

　　被身边人形容为工作狂的陈元甚少公开露面接受媒体访问，2004年，他在央视《对话》节目上面对质疑时，用了一个字“赌”来回应。他说，自己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就是在赌中国经济的未来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9年之后，当他离开时，他赢了。

　　银行家中的政治家

　　一位国开行内部人士回忆说，曾经有人表示，国开行并不仅仅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在一些领域，国开行的投资和规划，甚至可能做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在国开行的两次重大战略选择时，陈元表现出了其独到的眼光。

　　其一是城建领域。在陈元之前，这是一块金融领域的空白。市政建设项目只能通过财政拨款完成。

　　1998年8月10日，刚刚履新国开行半年的陈元就向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建议，应该将国开行的融资优势和地方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相结合。当年冬天，国开行与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10.8亿元的十年期贷款协议，用于芜湖市6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公路建设、城市供水系统改善和废物处理填埋场建设。贷款担保和还款来源都由芜湖市财政安排、全面兜底。

　　这是中国银行介入城市建设的第一单，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芜湖模式”。

　　截至2011年末，国开行以融资平台为载体的城建贷款余额为1028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8%。据测算，2006年到2010年，国开行对中国城市化平均贡献率为19%。

　　陈元另一次重大战略决策发生在2005年，2002年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

　　但当陈元在国开行内部提出应该服务“走出去”、“投子布局”时，却受到了罕见的冷遇。

　　多年之后他回忆说，2005年6月7日，国开行召开第一次“走出去”业务工作会。陈元讲完话之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惊讶得不得了，都觉得这好像是天方夜谭。”

　　国开行内部员工的疑虑在于，所有人对于国外业务都并不熟悉，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情况。更重要的是，国开行当时根本没有海外机构。

　　“内外部的阻力都非常大。”一位总行员工回忆说。“大家担心这块业务风险太大。”

　　但是陈元展现了自己强势的一面。几乎在他的一力主导下，2005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成立。一个月后，国开行成立对应的项目工作组，这是国开行历史上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工作组。

　　陈元的想法是，不用先建立海外机构，先把人派过去、业务抓上去。

　　为此，他要求只有几千名员工的国开行，每个分行都要抽调人员成立工作组，派驻到安排的国家，在当地政府、中资企业、驻外使领馆、当地金融机构中寻找合作机会。

　　截至2011年末，国开行的网络已经能够覆盖到195个国家。

　　两次重要的安排，奠定了目前的国开行整体业务框架基础。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陈元在国开行的权威地位。

　　一些干部承认，很多时候并不一定理解和认同陈元的观点，但是会先执行他的意见，因为最终看有很大可能是对的。

　　政府与市场之间

　　国开行能够在城建领域和国际化领域超越商业银行的速度，有一个原因在于，在他们进入之前，这些领域几乎都是商业银行的禁区。

　　在过去的15年中，陈元和他的国开行几乎不停地面对同一个质疑：如何控制风险？这一质疑从最初的城市建设、“走出去”、公用事业投资，一直延伸到这两年商业银行严格限贷的光伏、造船等领域。

　　多位商业银行人士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对于国开行的印象，在于其“胆子大”。

　　但是在陈元和国开行看来，如果能够在陈元的“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事，一切皆能解决。

　　陈元曾经回忆了一个案例：在天津夏利市场份额下降时，国开行在夏利有7亿多的不良贷款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为此国开行跟天津市反复讨论后决定，国开行可以给天津城建提供100亿到200亿的融资支持，但是天津要帮助国开行化解夏利的不良贷款。

　　为了与国开行合作，天津市政府调动了几乎所有资源，通过两年时间化解了这笔7亿多的不良贷款。

　　由于自己有在北京西城区工作的经历，陈元在将政府信用引入金融合作时，表现得比一般金融机构更具创新性。

　　在最初的“芜湖模式”中，还款保证主要源于地方政府财政安排。2002年开始，国开行在与芜湖的合作协议中加上一条：政府授权平台公司以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质押作为主要还款保证，这种“土地+金融”的模式至今仍然是中国平台融资的主要模式。

　　一位接受采访的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国开行这几年大量采用银团贷款、通过国开证券发债等模式融资，目的也在进一步分散自身风险。

　　2012年，由于薄熙来案，众多媒体质疑重庆城投平台风险问题。而其中只有国开行重庆分行公布了自己的账单：截至2012年3月底，该分行贷款余额1229亿元，不良贷款率0.1%，连续7年低于1%。

　　国开行重庆分行向理财周报记者表示，其所有项目都有严格评审、贷款发放后也有严格贷后管理，每年还要接受内部稽核、外部监管等多次检查。

　　而一位重庆银行界人士向记者确认，在与重庆市政府合作的银行中，国开行大部分贷款均有土地足额担保，资产质量较好。

　　2013年以来，国开行面临的最大质疑是，外界普遍担心国开行全力支持的光伏、造船等领域，会爆发出风险。在银监会多次警示风险、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撤出时，国开行仍然在这两个领域高歌猛进。

　　根据国开行之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12年，国开行在光伏方面的贷款余额为500多亿元，造船行业贷款余额超过600亿元。

　　而可兹比较的是，中国第一大行工行，光伏行业贷款余额只有117亿元。

　　“光伏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制造业，这两年的不景气，实际来自于欧美的打压和国内缺乏扶持政策、需求不振。”一位国开行内部人士表示：“从长期来看，这仍然是有大发展的行业。”

　　在产业投资上，国开行津津乐道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大唐集团现金流不足，经营陷入困局。当陈元了解到大唐电信已经完成对TD-SCDMA的独立开发后，国开行陆续对这一项目提供了8亿元贷款，并且在2007年承诺融资300亿元支持大唐电信。依靠国开行的支持，大唐电信经营方走出泥潭。

　　国开行借助政府信用低成本获得资金、能够对贷款做出较为长期安排的优越性，令其成为陈元实现梦想的不二舞台。而15年的漫长时间，也足够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国开行的发展。

　　目前所有人的疑惑都是，在强势的陈元终于离开他一手塑造的国开行后，58岁的胡怀邦是否会在国开行继续他定下的发展模式和道路。

　　而如果按照陈元的思路，未来的国开行仍然将在国内外两线发力。在国内支持城镇化建设和产业经济转型，在国外继续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