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严重误判

　　搜狐财经讯，4月13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为北大国际(BiMBA)的同学们授课，课程的题目是：从西潮到东风。

　  林毅夫在课堂上介绍，他是世行这一职位的第9任，前8任中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西方财经政要、名流。他能有机会担此要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30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世行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世界多元多边发展，尤其是帮助贫穷国家脱贫，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60多年来，世行开展过很多工作，但收益甚微，除中国减贫6亿人之外，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人数不减反增。

　　同时，林毅夫还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仅60年来从未能成功帮助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对他们自身遭遇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运行路线，也未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当他真正登上这个全球最高级的经济学舞台之后，真正体会到了“神仙也犯错”——所谓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思虑不周，甚至严重误判。

　　第一、通胀与通缩

　　2008年6月，林毅夫刚刚赴任之时，全球正经历通胀，粮食和石油涨价使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计与社会安定受到挑战，成为摆在林毅夫面前的第一个挑战。对此，世行虽有标准方案，但林毅夫认为应对通胀时，有必要考虑通缩问题，毕竟宏观调控往往治通胀易，治通缩难。对于难题，还是早准备为好。但世行同事对此提议不以为然，未予讨论。理由是通胀当前，根本看不到通缩的影子。但众所周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全球性通缩不期而至。

　　第二、大难与小灾

　　2008年8月，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西方主要国家财经要员，齐聚一堂，讨论全球金融监管问题。

　　会议期间，世界银行曾任行长沃尔芬森在他的庄园举办私密晚宴，所邀嘉宾虽不足10人，但都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政部长、欧洲央行行长等绝对重量级人物。林毅夫作为世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有幸受邀。在这个讨论自由度极高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话题：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2007年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在金融史上能否占一个豆腐块的位置？

　　林毅夫回忆说，这些“神仙”们当时的判断是次贷危机规模不过7000亿美元，不过是风雨小灾，更何况西方政府与金融体系经过1929年大危机，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洗礼，经验丰富，实力雄厚。但众所周知，3个月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主要股市不少都遭遇腰斩，市值下降幅度高达50%，比1929年大危机还大。

　　第三、长痛与短痛

　　危机爆发后，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均认为，其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理由是二战后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影响短则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大缓和”(Grand Moderation)，即西方国家凭借成熟的宏观调控工具与经验，已经足以烫平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发展的失控。

　　基于这一判断，各国对危机开出的也都是常规药方。但林毅夫认为，危机可能不是7个季度，而是7年。如西方《圣经》说的“7年丰收、7年灾荒”一样。因为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刚好经历2001年以来的7年丰收。

　　危机之中：常规药方失效

　　2008年12月，20国达成协议，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各发达国家自救银行，解决流动性。二是利用凯恩斯反周期投资策略刺激经济，同时以救济金为失业者提供基础保障。三是各国不能贸易保护，以免陷入囚徒困境。这都是常规药方，但事实证明，在这场危机中无效。

　　林毅夫解释说，2001年开始的7年降息，带来繁荣的背后是持续的投资。泡沫破裂，通缩骤至，过剩的庞大生产力怎么可能短时间予以内消化？当经济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消费无力，恶性循环开始，西方宏观调控的所谓自动稳定器也就瞬间失效。

　　对此，林毅夫在2009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由政府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项目，短期可解就业之急，长期可消增长瓶颈。生产率提高，自然反哺财政，财政收入增长有利政府还债。但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不赞同，一方面，他们坚持此次危机仍是短期，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真有好项目，市场自然会做。

　　2010年10月，在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坚持此前的判断，即危机只持续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已经判断全球经济出现稳定复苏，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恢复民间投资的信心。

　　林毅夫当时认为，经济远未恢复到2008年的状态，失业还会增加，民众收入减少。与其财政以赤字进行救济，不如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项目。但作为研究农业经济闻名的林毅夫，在诸位宏观经济学大师面前，没有说服力。

　　结果是，美国、英国等西方主流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完全走出危机。不仅如此，危机又传导到南欧，造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深陷泥潭。

　　危机之后：反思指向外因

　　林毅夫表示，相比于金融危机预判与应对之策方面的分歧，对金融危机原因反思的争议更大。

　　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主要的归因是中国：东西贸易不平衡，西方长期大量逆差，东方顺差，尤其是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反过来使美国利息压低，进而催生房地产泡沫及次贷危机。

　　为什么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能积累大量外汇？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还有三种解释：一是东亚国家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二是东亚吸取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积累外汇以备战金融投机分子的袭击；三是币值低估，尤其是人民币。这三种推导，背后都有西方经济学界的政要、名流撑腰，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们国内的媒体、民众，甚至官员也信以为真，这是很可悲的。

　　林毅夫表示，西方经济学界的这三种解释都有明显的纰漏。

　　首先：东亚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并非始于2001年，而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至少也从1979年就改革开放，而不是2000年之后。韩国更是曾经多年贸易逆差。

　　其次：东亚危机教训。东亚在金融危机后，增加外汇储备是事实，但这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为之，更是只为防范金融投机家。日本就是反例，因为日元本身就是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从总体来看，全球外汇储备是零和博弈，一国外汇储备增加，必然导致别国外汇储备减少。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量从2007年的5000亿增加到5万亿美元，这显然是整体现象，而非东亚个体作为。

　　最后：东亚币值低估，尤其是人民币。这一问题在2003年春天就曾在日本专门讨论过。日本时任财政部长率先提出，2003年秋，美国也对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跟唱。林毅夫本人就曾参加2003年的这场争论。

　　事实是，中国1998年对美贸易盈余435亿美元，2003年下降到235亿美元，这就是说，人民币在升值之前，中国外贸盈余是下降的。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结果连续升值20%左右之后，中国对美外贸盈余达到1020亿美元。数据面前，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一推论不攻自破。

　　最后再回到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总理论上：东亚对美贸易顺差，尤其是中国积累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压低了利率。事实上，2001年美联储基准利率是6.5%，在格林斯潘主持下，经过27次小步快跑，下降到2003年的1%。之后又一度回升到5%。

　　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对美国贸易顺差曾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一半。但2000年到2007年，这一比例从51%下降到38%。

　　两组数据间的关联性不攻自破，西方对金融危机的归因中国论也就站不住脚，可惜我们中国央行都没有站出来反驳。

　　危机溯源：美国金融自由化

　　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林毅夫认为，答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自由化，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成风。

　　美国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就推行金融自由化，放任金融高杠杆，导致流动性泛滥，催生投机。他们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金融管制，给他们的投机资金提供操作空间。发展中国家虽需要资金，但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投资资金，以促进产业升级，恰恰不是投机资金。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加上911事件，美国财政收入与民众消费需求均骤减，从理论上，经济将进入衰退。格林斯潘变为应对通缩，频繁降息，释放流动性。18个月27次小步快跑之后，美联储基准利率从6.5%下降到1%。美国进行了低息时代。

　　金融高杠杆加上低息，意味着金融投机的成本大大降低，操作空间大增。在金融自由化的大旗下，金融创新过头，以房地产次贷为代表的各种无抵押贷款风行。这种贷款不仅无需资产抵押，而且还能再融资。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首付30万美元，贷款70万美元。在中国，这套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不再能贷款，但美国可以。房价翻番之后，房子价值达到200万美元，美国人可以拿房子到银行再贷款140万美元，这140万美元还掉70万美元的前期贷款，手头还有70万美元的现金可以消费。这段时间，无数美国人一夜之间实现了美国梦，但这个美国梦的基础是房价持续升值。

　　金融自由主义进一步助涨了消费主义，美国家庭出现赤字。美国从东亚进口量大增，加是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也赤字大增。

　　美国高杠杆创造的大量流动性还窜入发展中国家，规模从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万亿美元，使发展中国家房市、股市出现泡沫。同时，不管是资本账户还是经常账户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美元，都必须由当地央行换成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回流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与房地美、房利美的金融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5000亿增加到5万美元，并非完全源自贸易，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最终，美国为了一已之利，酿就全球性金融危机。

　　林毅夫表示，他在世行最困难的工作就是争论金融危机的真正成因，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经济学界以美国为首，自然不愿意自我批评，反而认为林毅夫不过是替中国辩护。

　　在这方面，中国和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也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做认真的探讨与分析，而是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界的简单崇拜，沦为他们的传话筒，在重大问题上任由西方经济学家瞎子摸象，甚至指鹿为马。

　　当前困难：南欧的死结

　　2008年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号称已经复苏，但这种复苏本质上只是止住了下滑之势，与2008年的状态相去甚远。尤其是危机从美国传导到欧洲之后，南欧的新危机至今无解。

　　南欧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这会造成短时期更大的财政赤字和通缩，尤其是失业。在失业率已经很高，民众已经习惯高福利的情况下，哪个政府敢干，民众就推翻哪个政府。从希腊、意大利到西班牙、葡萄牙，都已经发生政权更迭。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例，一国出现金融危机后，有三个常规药方，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货币贬值，三是资本援助。后两项是为第一项行动创造空间。但南欧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已经加入欧盟，欧元取代了本币，靠货币贬值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路已经封死，结构改革的空间也就大大压缩，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就变成了止痛药，问题严重时能止痛，但不治本。

　　欧元如果强出头，为解决欧债危机而进行整体性贬值，路也不通。因为美国的结构性改革尚未启动，仍然问题重重，接连推出QE1、2、3、4，以货币宽松释放流动性，以止痛药延缓问题。道琼斯指数表面上回到14000点以上，但这是投机所致。2008年，美国股市已经是大泡沫，如今经济远未回到2008年的高点，股市却创历史新高，恰恰是更大泡沫的证明。

　　日本更不用细述，这个国家已经陷入结构性改革的困境长达20年。

　　一边是走不出去的金融危机，一边是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形成投机资本。资本在找不到好项目的情况下，只能转战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各个市场，这进一步造成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