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市既要打黑，又要制度革新

　　我国债券市场正迎来一场声势巨大的打黑风暴。继传出万家基金基金经理邹昱、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杨辉、齐鲁银行金融事业部徐大祝被公安部门调查的消息后，4月19日，易方达基金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马喜德、原西南证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薛晨亦被爆出涉违规债券交易。

　　据已披露信息，此次“债市打黑”所涉金额之大令人惊叹，个案动辄涉逾10亿元，所涉乱象之多令人惊恐，养券、代持、丙类户（以非金融机构为主的、不允许直接参与债券交易的债券投资者）、商业贿赂等违规现象均浮出水面。而打黑力度更堪称历年罕见，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直接参与并主导。

　　应该说，无论于我国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于债券市场庞大体量对我国金融系统安全的重要性，此番重拳出击极有必要。如果任凭我国债市乱象肆意滋长，则不仅债券市场本身的融资效率会降低，融资成本会提高，一系列金融腐败亦会由此而生。此外，我国当下有巨量的债市规模（逾20万亿元），若不及时整治，更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

　　但在对此番“债市打黑”叫好的同时，我们亦有诸多疑问：债券市场灰色交易由来已久，相关监管部门为何任其蔓延至今？部分基金经理的违规案件早已明确（马喜德2008年因涉35亿元的大案被起诉），为何能“带病上岗”至今？债市的诸多乱象，难道非要公安部经侦局牵头主导才能整治，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哪去啦？

　　诚然，“债券代持”可以相对活跃债券市场，但这不能作为相关部门监管失职的借口。合理的债券代持或许可以有，但必须有比例限制，否则券商“40%杠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要求券商的净资本与净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40%）的硬性要求岂不形同虚设？丙类户亦或许可以有，但应设定其在整个债券市场的交易占比上限，且应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更不能使之沦为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的管道。因丙类户往往具有“内部人”资源，故而可以通过权力寻租，在银行的默许之下，先拿券后付款，低吸高抛轻易赚取价差，大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债券市场显现的这种权力寻租特征，在包括股市、信贷等其他金融市场中也普遍存在。比如，股市至今仍存在公募基金与庄家或大股东勾结的现象，公募基金通过高位接盘，在让庄家或大股东大获其利的同时，基金经理亦可私下收取回扣，而最终损失往往由基民承担。再如，许多本应合规的中小企业，在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部分商业银行往往以不合规为由，让中小企业找指定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而相当一部分担保公司因与商业银行内部人存在利益捆绑，从而可以轻易赚取担保费，甚至还变相收取保证金，最终在担保公司与商业银行内部人大获其利时，中小企业却要为此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

　　整治金融市场的乱象，需要旋风式的重拳出击，更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治其根源。否则短暂的打黑风暴之后，权力寻租式的利益输送又会卷土重来。

　　于当下而言，我国债市乱象历年难解的根源，不仅与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有关，还与我国金融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有关。因为，债券市场代持、养券的潜规则盛行，与证监会的监管职责相涉，其依托于银行间交易的属性，又与银监会的监管职责相涉，而在保险公司资产管理领域已大幅放开的情况下，其对债券市场的涉足，亦与保监会的相关监管职责相涉。此外，我国商业银行在季末年末时，为争取更大的信贷额度，往往会将部分债券类表内资产转移至表外，此种行为又与央行的相关职责相涉。故而，在债券市场牵涉多个监管部门的情况下，我国金融的监管模式有必要从分业监管转变为混业监管。

　　我们期待此番“债市打黑”，能够全面撕开我国金融市场的寻租生态。这不仅需要转变监管模式、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要求等技术层面手段，还需要全面降低民资进入金融业的门槛，从而便于通过“所有人到位”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硬约束，更要大力培育第三方监管机构，从而对金融市场形成更加市场化、更为长效的外部监管体系。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