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消法修订重在构建平等博弈

　　继《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这三大诉讼法的修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正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又成为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一方面，中国已然步入“修法时代”，现行法的修订乃是常态；另一方面，这20年来急剧变化的消费市场，与变化极少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制，强有力地倒逼着消法的修正。

　　现行消法已施行20年。从消费市场来看，20年前，金融、电商、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有的在市场上刚刚起步，有的甚至还是一片空白。这些年间，随着消费市场的飞速发展，消费纠纷也同样增长迅猛。从层出不穷的消费者权益受损事件来看，消法早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维权的需求。消法的修订启动已久，并不是今年才提上日程，但受限于不透明的博弈，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阻碍了共识和妥协的形成。

　　立法强调透明和开放，纠纷解决更强调平等与公正。受到舆论聚焦的“后悔权”，即网络购物享受“7天无理由退货”，意在通过制度来扶持相对于商家地位来讲偏弱的消费者。当然，“后悔权”远非消法修订的全部内容，更非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维权法则。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与适用程序都应该加以明确。否则，商家利用“后悔权”来向商业对手发起不正当竞争，那不光将是诚信经营的商家的灾难，也会是消费者的灾难。

　　消法修正案草案中，关于公益诉讼、集团诉讼以及惩罚性赔偿的条款，都可视为修法者试图在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建构“平等武装”。纠纷解决必有双方当事人，在这场法律的对垒中，如果强弱太过失衡，则难有公正可言。传统的维权机制更关注维权过程，而对维权成本关照不够。

　　比如现行消法中规定的赔偿，就不能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司法救济的“救济”功能。打官司要付出大量财力、精力和时间。而即便消费者完胜官司，能得到的赔偿也只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与消费者为寻求司法救济所付出的律师费、误工费、交通费等相比，这个“一倍”很难成为实质的“救济”。“打赢官司输了钱”甚至会成为对消费者的“二次伤害”。

　　有鉴于此，将惩罚性赔偿引入消法的呼声近几年来不绝于耳。而且，这一呼声因《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又有了制度支撑。《侵权责任法》第47条如是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基于法制统一原则，本次消法在修正案中写入“惩罚性赔偿”，几无悬念。倒是“惩罚性赔偿”的具体细化，更值得关注。“惩罚性赔偿上不封顶”的舆论呼声颇高。但据报道，“经过审慎平衡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利益”，现在的草案只是将原有赔偿上限由两倍调高至“三倍封顶”。

　　在草案未正式通过之前，谁也无法确认，“三倍封顶”就是最终的制度选项。“惩罚性赔偿”的关键在“惩罚”，没有惩罚性质，如何成其为“惩罚性赔偿”？构建消费者维权纠纷中的“平等武装”，一方面要提升消费者的维权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商家的侵权责任。鉴于纠纷的性质、侵权责任的大小以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同个案各各不同，笔者的建议是，对惩罚性赔偿的限制不能太死。

　　消法修订中的另一“平等武装”举措，在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明确。《侵权责任法》中同样已有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条文。在产品侵权诉讼中，受害人因被侵权而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当可一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从赔偿的本质来说，这并不是对消费者的额外扶助，而只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应有尊重。这也不是对“失衡博弈”的纠偏，而是在“平等武装”上的回归。

　　“公益诉讼”也可视为“平等武装”的组成部分。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正式写入“公益诉讼”，它首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此相应，消法中自当有“公益诉讼”的内容。

　　让人期待的是，修订后的消法有无可能突破“有关组织”就是行政组织或准行政组织的旧框框。从“三聚氰胺牛奶”致消费者权益集体受损事件上观察，半官方的各级“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委员会”基本上保持了沉默。当维稳职能超越为消费者维权的功能时，期望各级“消协/消委”能很好地履行公益诉讼的职责，有点奢侈。于公益诉讼方面，最好的“平等武装”在于放宽社会组织的门槛，让消费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娘家”，让这些公益组织在社会竞争中努力完善对消费者的支持与扶助。

　　一言以蔽之，消法修订，就是要以类似于在天平两端增减砝码的方法，构建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平等博弈关系。消法是否能够担当消费关系的调节器，成败就系于此。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