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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2013年04月25日18:54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范世涛
原标题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中国改革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吴敬琏长久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他最初意识到这一问题是受1980年布鲁斯在华讲学的影响 ,当时大体上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研究的;重新学习经济学后,他将这一问题放到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来考察。。

  1、关于以往改革措施未能成功原因的分析。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方向,一个是“体制下放”,另一个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两类改革虽然反复实施,始终没能取得明显成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中国领导人就响应基层组织要求“松绑放权”的要求,开始了以“体制下放”为代表的改革尝试,但始终未能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放乱循环”。 1984年吴敬琏对比分权型的计划经济与天然属于分权型的市场经济作了以后认识到, “体制下放”措施只是使企业从中央机关附属品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品,企业并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还使“块块分割”、“地方各自为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提出了 “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概念,指出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 ,避免改革重复行政性分权的老路才可能成功。这其实是对以往改革措施为什么未能成功的一个理论总结 。此后,他始终对激励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性分权政策高度警惕,认为这种改革模式无法成功 。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改革主张,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中国学界关于改革的主流看法,并得到实际工作者的支持。但这种“体制内改革”推行不久,就出现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部门和学界出现争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的意见很快占据上风。

  吴敬琏对过去改革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正如他在1986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 oriented)的。所以,如果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属于‘离经叛道’”,就无异于宣布经济体制改革为非法。”

  2、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论证。中国经济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最先是在1980年9月薛暮桥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的,不过为了绕开意识形态的障碍,薛暮桥用了一个苏联式的说法“商品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的直接表达。 不过,这个“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提法未在领导层达成共识,反而在1981年到1982年期间遭到否定和批判。

  为了给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翻案, 1984年6、7月间,马洪受命组织写作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该文初稿由周叔莲和张卓元起草, 随后马洪和吴敬琏用一周时间修改定稿。此文得到“老革命家们”的肯定评价,并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提供了重要根据 。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应当将“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1988年3月,吴敬琏与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指出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别种类型的商品经济,而是采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此文于1988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标题摘要发表 ,是从资源配置方式变化理解中国改革实质和改革目标模式最早的文献,也是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体制的最早文献之一。

  1989年6月以后,主流舆论回到了1982-1983年间流行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 “市场取向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受到集中批判。但吴敬琏在1989年11月和次年7月的高层会议上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甚至在1990年11月明确提出,“目前现期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状况,为大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他当时的坚持显得相当另类、不识时务,这让他得到“吴市场”这个当时有严重政治贬义的绰号。

  吴敬琏对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守源于对经济学的透彻研究。如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 是他在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高层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他在文中指出,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其有效性建立在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基础上。这两个前提条件难以具备,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和激励方面的困难。与之相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既能克服传统体制下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又不致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第一,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各种资源配置决策不是靠行政权力由上到下地贯彻,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并自愿地执行,使局部利益同社会利益能够协调起来。从实践上看,实行命令经济各国的僵化体制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潜力的发挥,使经济效率难于提高,表明这种运行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至于我国经济当前问题的深刻体制根源,在于“现有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双重体制’”,有必要采取“大步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整合解决法”,来增强经济活力并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在中共十四大前的1992年4月30日和9月5日,吴敬琏两次致信中央领导人,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将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到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因此,他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不再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 。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3、关于市场经济服务的社会目标。早在1992年,就有同行向吴敬琏提出,市场经济与是否社会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不赞同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吴敬琏则认为,德国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明确了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修饰,让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于更高的社会目标。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怎样界定。针对斯大林把国有制的统治地位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旧教条,吴敬琏在1997年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1998年,针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的不公正现象,他又在“共同富裕”前特别补充了“社会公正” 一词,指出“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公正“是不能不坚持的” 。所以,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主张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定语,是希望强化对目标体制和向目标演进过程的约束,维护改革过程的公正性。

  4、关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切实将经济基础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他在1997年5月关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加快对内对外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步伐,逐步建立公正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为了规范市场中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和实现法治,将是新的历史阶段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题曲。”

  在此后的10多年,吴敬琏进一步突出了“法治”对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价值,反复强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市场经济,“没有法律的统治也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 。他认为,法治的意义首先在于“界定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边界,以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市场经济前加上“法治”这个修饰词,既是对“社会公正+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观念的进一步解释,也蕴涵了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建立法治入手”的意义。

  吴敬琏提出法治市场经济的目标后,他努力学习,深化自己对法治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与法学家江平合作,在2000年筹备、2001 年正式成立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2004年研究所移至北京并更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还与同行、法学家多次展开对话,推动学界达成共识,共同促进法治建设。

  5、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目标模式参照系是不同的。吴敬琏在2007-2008年总结30年改革的论著中,比较了市场经济的两种类型: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虽然在市场尚未发育起来以前,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协调功能,因此作为一种起步或过渡形态,东亚模式有它的优势。但是,具有重商主义某些特征的东亚模式并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要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只能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 。

  从1984年论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明确区分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大体就是吴敬琏对改革目标模式长期思考的基本线索。其中,法治的市场经济其实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涵的“社会公正”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也含有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建立法治入手”的意义 。至于明确主要参考模式为欧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则使法治市场经济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实质上指出了与目标体制配合的政治条件是在宪政约束下的有限政府。

  顾准晚年寄望于吴敬琏做好研究工作,弄清楚什么才是一条现实的、实现年轻时代梦想的道路。吴敬琏2010年说,“经过30年改革,我看这条道路已经越来越清楚。”他所谓的“这条道路”,就是通过法治的市场经济,走向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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