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诚：周有光先生的时代和追求

　　周有光先生今年已一百零八岁了，其有记忆的人生已经历一个世纪。1906年他出生在受欧风美雨之吹沐，东邻维新之唤醒，得风气之先的长江三角洲。辛亥革命前留日生同盟会员屠元博先生已在家乡常州办起了新式中学，国民元年周有光上了常州的新式小学。中学时在省立常州中学（就是屠元博办的那所新式中学）就读，在中学他的国文主修《左传》，民国以来很多大师名人出自此校。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英语、国文、数学、音乐、体育都是必修之课，高中毕业时，学生英语口语、书写皆很流畅。

　　高中毕业后，周有光去上海报考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一举成功。同去的三个常州中学的同学都考上了。在圣约翰大学一般课程用英文教学，他主修经济学，受欧美思想文化的润泽。

　　在中学时他经历了五四运动，1919年中国年青的外交官在巴黎和会上争国权，国内出现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期间，周有光到常州一带进行宣传演讲，参与了鼓动民众爱国的活动。爱国从此在其幼小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均等用国际法捍卫中国主权，拒绝签字，让国际社会对新一代中国外交官刮目相看，也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因此，北洋时代，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官受到历届政府的较大尊重。因美国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履行诺言阻止英法与日本在中国山东的交易，中国政府拒签巴黎和约，美国国会也不满英法主导的巴黎和约，拒绝批准。美国为了补救巴黎和会的不足，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打消日本占领胶东半岛的梦想，重新界定了中国的权益，使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的野心受到限制。这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华盛顿会议还同意中国逐步收回关税主权，美国的庚款和英国的庚款正在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建设中。从顾维均、颜惠庆的回忆录看，当时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在向逐步收回主权的中国所转变。但中国国内政治的乱局，使中国的外交受到不利的影响。这乱局主要是中央政府换届频繁，总统制内阁制没定论，国会立法权与政府行政权不平衡，地方和中央关系不顺，地方乱征税，不向中央交纳，军阀之间时有征战，甚至不时出现南北有两个国会和政府。总之辛亥革命后确立的民主政体，还没有走上正轨。当然也需指出，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由于没有大规模入侵战争，政府必竟是个权力有限的政府，表面上还得尊重宪法，对传统和各专业界还是有一定敬畏和尊重的，各地方和社会自身的力量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方面的努力，还是有了一定起色。

　　在20世纪，1921年1922年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如何发展是一个关节点，这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代，是把中国内政建设走到民主宪政的正轨上去，还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就此当时知识界新文化领袖们出现了严重分歧。那个时代受传统中国的影响，文化人对社会的影响远比今天要大得多。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界大多数人发生了不同看法。胡适认为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外患暂时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国也不面临再次被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当务之急是把中国的政治搞到宪政轨道上去，胡适认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而陈独秀也认为中国应该民主革命，但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反帝当头。陈的看法也是知识人中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此时中国的近邻苏俄对中国已发出了加拉罕宣言，其中前两次宣言（1919和1920）声称归还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和中东路（当然苏联从未履行这些承诺），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震动，许多人士在巴黎和会后转向心仪苏联。1923年9月加拉罕访问中国沿途受到热烈欢迎，到达北京时受到首都各界精英人士上千人热烈欢迎。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就是这样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据解密的苏联档案看，当时苏共通过“共产国际”正在把中国作为一个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斗争的战场，特别是要在中国营造反对美国华盛顿会议的气氛和思想。但与此同时，1921年还出兵中国外蒙，策划外蒙古独立，外蒙此后，沦为苏联属国，同时苏联还侵吞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但中国知识界许多人，沉浸在加拉罕宣言中，对苏联在蒙古的作为不甚了了，到1924年时，中苏外交谈判因中方维护外蒙古主权搁浅时，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和学生组织一味向政府施压，要求立即承认苏联并建交。今天看来俄国人的战略和宣传真是厉害。

　　如果说1915前后出生的人对此未有亲历印象的话，1906年生的周有光先生却是亲自经历了这个时期。当时周有光在圣约翰大学读二年级时，1925年出了“五卅惨案”，他和同学们在反帝思潮影响下，要出校游行，与学校当局发生争执，最后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退学另组光华大学。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周有光晚年回忆，本校学生运动的领袖史乃康和好多学生，思想越来越受学生中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影响，后来他知道约翰大学的学生中万益是中共党员。共产国际在中国通过各种讲习班，在青年、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帝宣传正是苏共精心组织的东方战略一个重要组成。苏联的反帝首要就是反美。其次是反英、反日。周有光虽然不是学生中的激进者，但也受其反帝思潮的影响，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坚决退学。光华大学的组建后，周有光兼校长秘书，以半工半读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大学毕业后，先在留校光华中学、大学教书，第二年老师孟宪承请他一块去江苏、浙江参加民众教育的教学。

　　孟宪承对周有光的影响，一是在一个地方不能久待，待久了就没朝气了，第二是要学习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思想，让民众受教育，让民众有文化，国家就能发展，就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丹麦是一个农业国，1864年在普鲁士侵略下战败，割走了大量国土，只剩下五万多平方公里，但通过从19世纪初的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当时民众教育主要是让农民学习历史、文学，由此成了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富国，进而成为福利国家，今天丹麦是世界上国民人格高贵，最富裕最有教养的国度，这与葛龙维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葛隆维对孟宪法承和周有光的思想都有很大影响。后来，在民众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他参加了中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就是想用拼音文字让文盲能够识字书写，因此也结识一批从事文字拉丁化和文字改革的人士，参与其活动，对文字学有了兴趣，业余受好，阴差阳错，在后半生成了他的主业。

　　在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一年多后，孟宪承和他又到浙江办起了民众教育学院，周有光任教授，收入也不错。1932年周有光辞去在浙江的教职，在上海与张允和女士结婚，本想去美国留学，因钱不够，在岳父的资助下，1933年初东渡日本，考入京都大学求学。1934年返国后，在江苏银行工作并在光华大学兼职任教。当时周有光有许多同学在政界，但他和夫人决定一生不去政界搞政治。1936年，他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的爱国运动，和章乃器先生在一个小组，身份不公开，“七君子”被捕后关押在苏州，他家在苏州，接待“七君子”家属探监，研究营救对策，尽其心力。

　　抗战时周有光在农本局工作，就是对农村搞信贷，解决小农的资金周转、粮棉储运等，都是用的美国的办法，取得了很重要成就，基本保障了战时的吃穿。他当时任四川办事处主任，农本局长何廉在回忆录中对周有较高评价。晚年周有光曾回忆说，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战时和平时是不一样的，最后战时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导致农本局停止营运，后来他退出了农本局。他对西方经济学还是很认同的。

　　退出农本局后，回到江苏银行在重庆的办事处任主任，并到敌后上海，会见了留在沪的江苏银行的管理层，为胜利后接回留沪江苏银行做预筹。为了舒缓大后方的物资紧缺，他也去敌后中国军队的占区浙江金华等地搞一些小额贸易，主要是买上海生产的后方紧缺的药品。那时他有一些左派朋友，也有共产党朋友，在重庆和周恩来及其秘书许涤新交往频繁。周恩来几乎每月都与他们有一次座谈或餐会，总体说来，由于抗战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太平洋战争后，苏联也与美国结盟，所以中共对美国表示出友好的宣传，他的思想也受共产党的影响。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留学生渐多，其中留英的虽然也热爱民主但多受费边社的影响，经济思想欣赏社会主义的偏左人士居多。真正在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经济上主张走市场经济，甚至理解国际大市场，以留美的学生为主，1950年农学家董时进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反对土改，不承认中国存在封建土地制度，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应该节制生育，优生优育，把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产业上去，胡适主张个人自由，民主政治。这都是代表人物。周有光是受美式教育的，后来又到美国去工作学习，所以他受美国文化影响较大。

　　周有光的思想中，知道美国社会先进，喜欢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也感受过中美在抗日战争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同时也有一种反帝爱国的思想。在反对日本侵略时，这种亲美与反帝思想的张力处在协调状态，中共领袖在抗战的重庆周恩来多次向他表示，社会主义就是要民主，他对此深信不疑。

　　八年抗战，周有光经历了大逃亡，清家荡产、大轰炸几经生死，女儿战乱中病死，儿子战乱中中弹，面对被战争破坏的面目全非的国家，他心中有着不可名状的伤痛。抗战胜利，中国付出极大牺牲，可谓惨胜，周有光为此于心戚戚，写下了《失落的欢欣》之诗。

　　对内战中的中国来说，周有光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是不满的，他向往一个新中国，他与共产党或左倾民主人士的交往，在思想上也受左倾思潮影响。抗战后，1946年受聘于新华银行，委派他去美国长驻办理业务，在美期间，他到大学听课，图书馆学习，对美国的文化教育极为倾慕。在美国还四处考察，与爱因斯坦聊过天，看望过首次轰炸东京的美军空将退役将军老朋友杜立特，杜还让他留下来在自己的壳牌公司工作，但周都谢绝了。其间还去欧洲英、法、意等国考察游历，1949年时，周有光完全有机会驻留在美国，但他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回国程中，途经英国从欧洲、印度、香港、回到上海，后因为共产党朋友汇款，为国民党当局得知，要抓捕他，又栖身香港，在香港他写出了《新中国的金融问题》一书。虽然反帝和民族独立跃起然纸上，但经济思想和手段仍是西方经济学的现代金融方法来处理社会主义的金融。但这和“一边倒”，全盘苏化的新中国，全然不合。

　　对周有光思想上有影响的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教会。传教是一种文化传播、交流的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史是常见现象，各种宗教都有传教活动。但西方教会向中国传教，曾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近代以来，屡有教案。但不可否认，许多传教士同时把西方世界科学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引进中国，甚至在南京大屠杀时，美国传教士挺身而出保护了许多中国妇女。圣约翰大学就是教会办的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有三分之一是教会办的。当然，教会大学不要求学生入教。但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中国进步，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大学对周有光的影响，他入校后，第一事就是他感到学校用罗马字母管理事物很方便。

　　但教会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几次，一次是1938年在长沙，周有光看了教堂组织的青年会的风车发电，并用电抽取地下水用于自来水，在长沙，乃到整个西南当时都是缺电，没有自来水，但这些受教会影响的青年会自己发电还有自来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在美国的沙漠里看到美国居民用风车发电，并取水，认识到当年长沙看到的青年会这都是教会的影响。他希望中国也能学习西方用科学应用于我们的生活。另一次是1942年5月杜立特率美国空军轰炸日本东京后，来中国降落，中方忽略了时差，以为日机袭击，关闭了机场，致使16架飞机一架未能降落，飞行员大都跳伞下来，当时周有光正在金华办货，与驻军一个小军官（江苏银行总经理许伯明弟弟的女婿）联系买回桂林车票（当时回程票比较难买），但一天晚上听到防空警报，熄灯，第二天，那个他联系买票的军官告诉他机会来了，杜立特到了中国防区后，驻军要与美军举行联欢没有翻译，临时请周有光作了翻译，之后，周有光乘杜立特的敞篷吉普，与这批飞行员一路开向后方，杜见周有光风寒咳嗽还把自己的皮夹克脱下来，一定上周有光穿上，一路上，两人也结下了友情。周有光回忆，途中不走大道，晚上大都住在教堂，因为那时教堂的食宿条件最好，比较卫生。而且无论是哪国的传教士都能讲英语，传教士对当地情况都很熟悉，介绍起来，了如指掌，令他惊讶。还有一次也是抗战后期，他和金融界几个人组成一个考察组去西北考察，从西安到嘉峪关，还到了敦煌。沿途找到各地县长问当地生民经济情况，这些官员都一问三不知，甚至一无所知。问当地传教士，这些人回答的问题都很清楚，对当地什么情况都知道。这些传教士，几乎无孔不入地深入中国社会。这些经历对他有很大刺激，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了解原比那些无知的官员们深入不知多少倍。后来他接受了新中国官方的说法：这些传教活动是文化侵略，传教士是文化特务，但他心里对这些教会在传播文明中起的作用还是能正面评价的。

　　内战开始后，他身在美国，在国共内战大局已定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他希望这一次革命，能把中国引向一条通天大道。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复旦大学教学，在银行兼职，同时东南军政委员会人民银行兼任第二业务处处长，当时他经历了银行工资变革，员工都降低工资，三反五反，看到了许多银行家跳楼，他虽然同情他们，但也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大方向没有怀疑，甚至，经过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知道饿死很多人，虽然他知道政策出了错，也没有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选择的信任。由于受他西方文明的影响，对新中国建立后，把美国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弃之不用，如银行的管理等，他思想上是有看法的。他本想在新中国把自己学到的西方国家的先进东西传播到中国，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他知道美国许多办法有效率，另一方面又自觉地要跟上社会主义。在1952年夫人张允和因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提出意见，被人民出版社批判后，立即让夫人辞去工作，退回家中，他知道她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严酷改造，他思想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人类文明认知产生了一定的不协调的张力。如他认为，苏联专家在人大上课，批判凯恩斯经济学，但又不让学生提问，“凯恩斯经济学内容是什么？”苏联专家说一介绍内容就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周有光认为这十分荒唐，他也努力从苏联文献中，找一些可以和西方的经济学可对应的方面。如统计学的抽样调查，原来苏联教科书是否定的，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周有光和许多教授不理解，后来从最新出版的苏联百科大全书中找到苏联统计局长的文章，说抽样调查是科学的，他连夜让学生翻译出来，从此可公开讲统计学中的抽样调查了。

　　在一个全盘苏化的中国他力图使自己原来学到的有用知识能够用于新社会，这在一些领域他有了用武之地，如汉语拼音上，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如经济学方面是根本无用，这在他的思想上是有一个不能协调的张力。他心里对那个被妖魔化的外部世界是有自己的认知的。他是直到文革开始，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才对中国的问题重新思考，开始不迷信毛泽东了。他认识到，毛的政策是错误的。其后甚至去看望过老朋友大右派章乃器。七六年天安门运动，他当时住医院，但心里是很同情的。文革后，他发表了写在抗战胜利前的诗歌《失落的欢欣》，以表达自己对劫后中国的痛心。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多次出国，特别是在住在美国的连襟家里，读了许多过期的刊物后，才了解了世界这几十年的变化，重新审视中国和世界。

　　抗战时期在四川他与丁聪是好友，当时他自认为自己，观点中正，曾在家里说丁聪有点左派幼稚病，此话被孩子周晓平当面告了丁聪，文革后，周有光先生对儿子说，当年说丁聪是左派幼稚病，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左派幼稚病。此话说来是个笑话，但笑话中也不乏厚重的苦涩和自省。

　　他从1956年改行从事文字改革研究后，在此领域有很大的建树，也逃过了反右一劫，文革后，曾任中美文化交流项目“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个总编篡之一，此地不赘述。他对中国文字研究时，要和世界其它文字进行比较研究，不能不对世界其他文化得进行研究比较，同时文化比较不能不与制度产生有一定关联，他认识到民主与科学的关联，所以他得出了科学的一元性，文化的双重性，“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他认为各地传统文化在互相接触吸收，其中具有普遍价值的部分融入国际现代文化，同时各地传统文化依旧存在并面临更新。他指出：正在世界传播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现代国际文化。他还总结出：人类思维、文化从神学、玄学到科学的三个层次，制度从神权、君权到民权等走势。文革以后，周有光完成了从一个左倾民主爱国者向自由民主爱国者的回归与转变，1989年使他彻底完全这一转变。以后，他关注世界发展，了解苏东巨变，研究美国为什么200年发展的比自然条件要更好的拉丁美洲快得多，好得多？关注中东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思考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理想为什么在实践中面目全非？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上说，走出了苏联的计划经济，这只是改革完全了一半，政治上发展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改革需要完成的另一半任务。他对中国的前景不悲观，他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一定会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中去。他以其对世界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原来经济学的基础，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独具慧眼的观察，在百岁之际，月有一文，精彩之至，汇编成集，出了《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几本醒世之作。2008年后，周有光日益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关注，成了中国文化人思想的一个标杆。他的视野贯通中外古今，著作深入浅出、笔法洗炼，通俗易懂，从语言文字上说也是白话文的典范，真是语言文字大家之作。

　　2008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发表了邵建先生的《从“胡陈之辩”看“帝国主义”话语是如何形成的》文章，文章从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胡适与陈独秀的争论，到解密后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文件，证明当时中国国共两党的反帝为革命目标的政策，均为苏联精心策划而来。说明当时苏联在中国策划的反帝就是以反美为主要目标，我们近一个世纪的反美思潮，原来是这样而来。周有光先生读后，可能在心里激起很大的波澜，邵建文章中所说的事，只有他这个时年106岁的人，亲历过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的学生，才有很深的感受。原来中国国共两党的反帝革命都是苏联老大哥为之精心策划，而当时的学生一腔热血却不知就里。今天再看胡适，更觉其视野高阔。所以先生经两年思考后，2010年1月27日也写了一篇回应邵建的文章《胡适和陈独秀的分道扬镳》，也发表在《炎黄春秋》，文中提出1922年胡适与陈独秀讨论的是在全球市场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反帝的问题，如何看待华盛顿会议后的中国与国际环境，认为至今国人尚未能冷静思考这些问题，的确，这些问题今天仍然是中国民间不同思想流派争论的焦点。周老先生知丁东与邵建熟稔后，嘱丁东，如邵建来京，务请来家一叙。可惜邵先生喜静，多年未来京城走动，所以至今周老未能与晚辈邵建见面，但我想如他们能见面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周有光邵建在《炎黄春秋》的两篇文章，也印证了周有光的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完成中国全部的改革任务思想，也让我们看出周有光先生感慨，华盛顿会议至今已91年了，我们还在俄国人的反帝即反美的咒语打转，胡适的命题，“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仍然是中国发展面临的未破之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轨道，中国和美国也就没有可以敌对的理由了。

　　今年周老茶寿，受到中国知识界很多知名人士和思想重镇的庆贺，他对中国百年的历史是一个活的见证，他的诚实、智慧和学贯中西的学识，他历经的中国四个朝代所思所悟，是中国最应珍视宝贵的经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希望国人探究周有光百年的心路历程时，能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轨迹有个客观的认识。

　　（注：本文中使用了邵建先生的研究成果，并查阅了《周有光口述自传未刊稿》）

　　赵诚于2013年3月12日于太原

　　作者：赵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