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 从“雅安救灾”看社会改革的方向

　　雅安地震过去了一周，因同为破坏性地震，又同在四川，一周来，公众和舆论习惯于将“雅安抗震”和“汶川抗震”对比、联系，“从汶川到雅安”一度成为大多数公共话语表达的出发点。其中，两个维度成为最重要的思考主线，一个是政府的表现，一个是民间的表现。对于前者，无论其表现如

　　何出色，都是分内之事，并不需要过多赞誉，反而是其短板和不足之处，特别需要舆论的监督和指摘，这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常识和公共伦理的基本要求。公权面对非议须尽力通过包容和谦逊来为自己加分，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而对于民间的表现，“雅安救灾”可谓是“汶川救灾”的升级版，无论是其中体现出的社会自发动员的速度和专业程度，还是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相比五年前，都有了进步。越是进步与活跃，反而愈发显现出民间社会在组织、统筹、协作和信息共享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来自于利益与价值观多元上的分野，来自于制度、法律上的援助匮乏，也来自于公权基于传统思维而表现出的忽视、排斥。

　　无论是进步还是缺陷，都无法否认“雅安救灾”是2008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民间公益的动员和集结，这种民心的向背、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本指向正是中国社会需要一场伤筋动骨的社会改革，而这场改革的核心之一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公共资源和领域，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雅安救灾”包含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社会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番救灾表现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社会事务参与、公共资源占有上，政府和民间常常处于“铁轨状态”平行多交集少。在这次救灾中，民间公益组织经过过去几年栽过的跟头与积累的经验，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抱团策略：“成都公益圈”集合了大批公益组织、媒体人和民间各界人士，信息共享、资源分配优化组合；“联合救灾”也是颇有效果的民间救助力量联合体，地震第二天就在震中成立民间救援指挥部，统一协调几十家NGO的物资与人力分配；21世纪经济网推出救援信息平台，吸引了大量民间的信息业和媒体巨擘参与其中，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整合；而420协调组、肉唐僧、李承鹏这些业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立体攻略，则尽力接近救灾“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原则……但所有这些民间公益组织、个人的合纵连横，都缺乏一个有效的接口和政府形成合力，基本上两个系统、两路人马、两种做法各行其是，因此灾区在信息、交通、分配等多个方面出现了浪费、拥堵和低效现象。没有十全十美的救灾，但本来我们有做得更好的可能，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协调作战呢？

　　如果以此番雅安救灾来考量，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的彼此长短优劣所在：政府是谋定而后动、重装上阵，民间是随机而动、轻装上阵；政府是大轮船，装载多容量大掉头难，民间是小舢板、身板轻、好掉头；政府救灾容易受行政规则的支配，比如领导关注、舆论聚焦更容易成为一些部门救助的方向，比如资源人力调配需要一整套严密而繁琐的、自上而下的程序，而民间公益救灾则容易摆脱内在的利益束缚，更可能关注那些盲点和边缘地带，在行动和物资人员调配上，少了条条框框约束，速战速决。

　　社会改革一方面要充分放权让利，让有益于推进社会进步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更要破除思维与行动中的“双轨制”，政府和民间组织要做伙伴、做朋友，而不是做对手、做陌生人。所谓伙伴、朋友，就是以平等为姿态、以信任为基础，以合作为手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健康运行的目标下，不以权重而傲慢、不以弱小而自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做到“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在联合国的救灾机制和发达国家成熟的救灾体系里，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民间承担民间的责任，但两者常常是协作同行的关系，在信息上共享、在物资和人力上互助、在智力上互为支持。因此，对外保持开放心态、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对内解放思想朝野合作、释放改革红利，这是“雅安救灾”对社会改革发出的一个明显而迫切的信号。

　　当下让权于民间、培育更多社会组织的社会改革已经启动，从降低社会组织门槛到税收减免的政策红利，再到城市社区自治的制度化，变革正从民间的自由、权利、法治、公民素养等方向改变着中国社会运行的内在结构与逻辑。但社会问题与矛盾的积累使得民间的各类正义诉求在高水位运行，这就逼迫社会改革的步伐需要快些、再快些。当然，在加快改革的同时，也急需在思想与精神领域进行必要的准备，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对社会改革的呼声、建议、试验甚至尖锐批评，保持足够的宽容，通过不断扩展自身的容量来容纳更多有益的声音和民间实践。

　　从汶川到雅安，政府在进步，社会更在进步，学会做加法甚至乘法，让进步产生叠加效应，这需要政治眼光和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