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 法律应赋予捐赠人索回捐款的权利

　　汶川地震，百名艺术家义拍筹款8472万元定向捐给红会，但此后便不知善款去向。前晚，红会发说明，称这些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5月1日《京华时报》）

　　毫无疑义，红会在这起持续发酵的公共事件中，危机公关可圈可点。先

　　是确认收到善款，紧接着，又公布了百名艺术家捐款建设博爱家园项目分布表，并将所花款项进行粗陋公开。与此同时，通过媒体公开承认，与捐赠者协调、沟通不够。

　　可是，无论红会如何坦诚，如何自圆其说，都丝毫无法改变五年前的善款，并未按捐赠者的意愿，投向灾区的医疗(包括残疾康复、心灵关怀)、艺术教育、文化遗产抢救和扶贫开发等工作，被挪为他用，这不能不让捐赠者感到寒心和无奈。

　　由百名艺术家所捐善款，若干年不知跑到哪里，不难联想到最近引发舆论沸腾的香港“抗捐风波”。4月24日，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就特首梁振英建议拨出1亿港元，注入赈灾基金捐助给四川省政府举行拨款赈灾特别会议，但经过两小时辩论，该次会议由于议员对于捐助意见分歧较大而流产。“抗捐运动”之所以发生，源于内地善款缺乏监督，不能按捐赠者的意愿，保障所捐款物全部用到灾民或灾后项目建设上。

　　纵观国外慈善机构，不管捐赠额度大小，大都按照捐赠者的意愿，知道其去向，用于何地，用于何事，如果不知道便有权利追回。反观国内，早在2006年，民政部就颁发《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要求基金会向社会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募捐活动的信息、资助项目的信息以及财务会计报告。可是，现在我国的基金会超过2200家，其中1288家基金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显然，全国有一半左右的基金会，至今仍没有公开慈善内容和财务信息。

　　不过，国内也有向捐赠者以合同协议的形式，进行捐赠的先例。记得2003年，广东的龙辉先生准备在西藏捐建一座小学，由于担心捐赠的钱挪作他用，故此在捐赠的协议当中作了详细的规定，并把协议进行了公证，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环境下，捐赠的学校如约建成，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例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资金用途，并追究违约责任的捐赠。

　　长期以来，我们社会总呼吁社会发扬爱心，很少对捐赠的成效作出制度性安排，以及遇到违约情况，如何进行惩罚。所以，才导致了一些不争气的慈善机构，不断曝出绯闻，让慈善在公众的心中蒙上了难以启齿的阴影，以至于当雅安地震发生后，微博网民不买红会的账，内容为“滚”的回复占据屏幕。只有尊重每个人的意愿，才能使捐赠真正成为自发、自愿行为。

　　因此，我觉得，应用法律的形式，来强制慈善组织应该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能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倘若需要改变用途，应经捐赠人书面同意。对违反捐赠人捐赠约定将捐款挪作他用的行为，捐赠人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及时改正，如慈善组织不改正，捐赠人可以撤销捐赠并追回捐款。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