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的宏观意义

　　评论员 胡蓉萍 2013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范围。这是继2012年1月1日上海市试点和2012年8月1日扩大至北京等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后，“营改增”试点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很多人都看到了“营改增”试点改革对于企业税负、百姓就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而事实上，对宏观经济、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改革，“营改增”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金融业是典型的服务行业，它核心的利率和汇率价格，都是资产或者要素的价格，也是金融业的定价的问题，“营改增”纠正了服务业扭曲的价格，这个扎实而全面的价格改革的市场基础，是酝酿再度推进汇率改革的好的土壤。

　　当然，“营改增”改革本身，也是被实施了将近20年的单一汇率制度所推动的。1994年，中国宣布实施汇率并轨，明确建立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特别强调了单一汇率。这是经济转轨对汇率制度提出的要求。但要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必须纠正国内价格体系和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不平行的问题，相应地，也必须纠正产品税税收体系导致的价格扭曲。

　　那一年同时启动的还有增值税改革，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是配合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纠正价格扭曲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商品价格中包含流转税，而当时的产品税体系存在税率不平等和重复计征的问题，导致价格扭曲；二是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水平不平行，存在双重汇率甚至多重汇率，出口退税和进口征税都比较困难，企业无法站在同一个价格起点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导致大量的摩擦，还有走私甚至是损害整体利益的不合理出口。

　　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最大问题就是容易重复征税。1994年改革时将增值税变为最大税种，只对某个行业增加值部分征税。但由于当时服务业规模不大，为解决主要矛盾，就留了一个“尾巴”，即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汇率进一步改革的延后，而已经进行的汇率改革则对这个“尾巴”的最后“收尾”形成了事实上的倒逼。

　　通常来说，是先纠正产品税税收体系导致的价格扭曲之后再来推进汇率改革，但由于当时服务业规模不大，为了平衡各方这个利益，价格扭曲没有被纠正过来，而汇率改革多少先动了。

　　单一的汇率制度也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的完善。汇率制度的改革扩大了对外开放，扩大了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以及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这必然产生对国内价格体系和税收体系合理性的挑战，从而增加相关政策改革和校正的压力。表面看虽然这种校正体现在产品层面上，但产品层面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源配置。

　　这次“营改增”实际是对1994年增值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也是这一改革进入收尾阶段的重要环节。增值税改革，先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再到征税范围扩大到原来的营业税征税行业，逐步扩大后就可以覆盖生产和服务的所有环节，最终解决生产和流通等环节重复征税问题。所以说“营改增”是财税改革的重要一步，也对汇率等宏观金融体系的改革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实行单一汇率制度的同时，必然要对流转税税收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其近日发表的《汇率、增值税与服务业》发展一文中表示：“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纠正过去扭曲的价格体系，更深层次上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可见，增值税改革、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价格扭曲的纠正和市场体系建设等，都是环环相扣、互为条件的。”

　　和汇率改革互相促进，这或许就是这次“营改增”的宏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