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需要自我革命

　　秋风/文 芦山发生地震，处境最为艰难的，除震区民众，也许就是中国红十字会了。有网络调查甚至称，仅一成受访者愿通过官方慈善机构捐款物。

　　为什么会陷入信任危机？因为身份含混。红十字会向社会公开募捐，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按理，它就该是一个纯粹民间组织。事实上，它却不是。它是一家国家事业单位，它的负责人有政府官员身份，《中国红十字会章程》第七条说，“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红十字会机关工作人员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正因为此，它可以借助政府体系，组织公务员、文教人员、国有企业系统全员募捐这种做法已经引起很大反弹。

　　由于这种身份含混，中国红十字会的治理结构和日常运作存在相当大问题，比如，财务不够透明，信息不够公开，对捐赠者的意愿不够尊重。最近媒体就报道，红十字会将百余名艺术家在汶川地震后的八千万捐赠，挪用于建设“博爱家园”。凡此种种，公众当然失望。

　　当然，红十字会的身份含混与信任流失，并非独一无二。在中国，类似的机构与类似的悲剧还有。不少号称具有独立、正式身份的全国性、地方性公益慈善机构，都具有“准官办”性质。它有一个政府部门做主管单位，其负责人通常是官员或退休官员，其运作经常依靠各级政府，其活动同样不公开、不透明。似乎正因为在这种准官方身份中过惯了，中华慈善总会一位副会长竟然提议，要立法强制每个人将工资中的一部分捐赠公益慈善事业，就像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的心态十分可怕。

　　天道还公，这类准官办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状态并不好。它们很难获得民众的信任，依靠小额捐赠集腋成裘。很多时候，它们只能靠政府关系，从一些企业或地方政府拉来大额捐赠。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中，这些大额捐赠者通常希望通过公益支出，购买一点政治上的安全。然而，公益慈善机构与大资本之间过分紧密的关系，又会损害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

　　最要命的是，这类准官办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的存在，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歧视性管制互为表里。在管制者眼里，中国已有很多公益慈善组织，所以，对于成立新的、纯粹NGO性质的公益慈善组织，并不积极。它们的注册很困难，大量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NGO，不得不以商业性企业的方式存在。在管制过程中，政府也对准官办组织与NGO组织区别对待，后者的发育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换言之，准官办组织的存在不仅自身效率低下，也极大地挤压了公益、慈善NGO的发育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仁爱之心也就缺乏有效的制度化表达平台。汶川地震、芦山地震清楚地表明，中国，尤其是已经初步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极富仁爱之心。然而，由于公益慈善组织缺乏足够公信力，平时不能有效动员民众的仁爱心，国人内心的正面力量也就无从充分表现，不足以抵消社会中的负面力量，而本来，人性向上力量的释放本来可以大大缓解转型造成的人心焦虑。也就是说，机构的准官办身份不仅害了自己，还对整个公益慈善事业、对中国社会的人心再造，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知耻而后勇，今日中国红十字会需要自我革命，关键是厘清自己的身份。为此，红十字会不妨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上半期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朋友已经还原了这段历史，现在，红十字会需要认真地研究一下这段历史，并勇敢地回到那种身份。最近我常说，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方案，就一个字：复。这个药方最适合于红十字会：它需要回去，抛弃准官方身份，成为真正的非政府组织。

　　这是公众的期待，也是红十字会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更是中国社会变革之大势所趋。决策层已宣布将促进社会建设，为此，决策层恐怕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对NGO　开放，另一方面对身份含混的既有准官办公益慈善组织进行彻底改革。红十字会具有标杆意义，也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更有其他国家红十字会的国际惯例可循，故完全可以作为改革试点。

　　针对目前的信任危机，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提出重新调查被社会舆论广泛置疑的某些事件。这个提议回应了公众的疑惑，但可能仍不算彻底的办法。即便能揭出更多隐情，对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也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况且，公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然十分深刻，甚或根本不会相信调查结论本身，你负责任地调查，也没有用。要向前看，红十字会的根本出路还是身份的自我革命，置之死地而后新生。（秋风，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