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明智专利决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印度最高法院拒绝支持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著名抗癌药物格列卫（Gleevec）专利的决定对广大印度癌症患者来说不啻福音。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步印度的后尘，也将是其他地区的福音：更多的钱可以用于满足其他需求，比如抗击艾 滋病、提供教育或进行提振增长、消灭贫困的投资。

　　但印度的决定同样意味着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的钱少了。毫不奇怪，这引起了制药巨头及其游说集团的强烈反弹：他们指出，该项判决破坏了创新激励，将给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严重打击。

　　他们的说法大大地言过其实了。不管从经济还是社会政策角度，印度法院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此外，这只是实现全球知识产权机制再平衡的局部努力。当前的知识产权机制安排严重倾向于制药公司的利益而不利于社会福利。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现有知识产权机制在扼杀创新。

　　长期以来，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的冲击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垄断权利的诱惑可以刺激创新（尽管DNA等最重要发现通常诞生于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且其背后的激励有所不同），但通常这也会造成巨大的成本：消费者面临的药物价格升高、其他研发者接触不到相关知识而阻碍后续创新，以及（在救命药品方面）无力承担可拯救自己的药物的病人死亡。

　　这些因素各占据多少权重取决于环境和紧迫程度，随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享受了快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高的好处，一大原因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较弱，不及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要求高。即使是美国，人们也对所谓的钳制型专利（hold-up patent）和模仿型专利（me-too patent）以及专利丛林（thicket of patents，任何创新都有可能卷入与他人专利的纠纷中）担忧日增，这可能导致宝贵的研究资源无法用于最具生产率的用途。

　　印度只占全球医药市场的1%~2%。但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制药公司全球专利权扩张的主战场，这是因为印度拥有极具活力的仿制药产业，也时刻准备着在国内外挑战专利条款。

　　1972年撤销医药专利保护极大地扩大了基础药物的普及，也造就了一个全球竞争性的国内行业，通常被称为“发展中世界药房”。比如，印度Cipla等仿制药制造商生产的抗逆转录酶药物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治疗艾滋病的救命成本下降至十年前的1%。

　　这一全球价值连城的生产能力的基础是薄弱的医药专利保护实际上可以说不存在。但如今，印度必须接受世贸组织TRIPS协定的约束，据此重新修订其专利法，这在发展中世界造成了普遍的焦虑可负担药物的全球供给告急。

　　事实上，格列卫判决只是对西方制药公司的一次小反抗。过去20年来，游说集团一直在致力于协调和强化严格得多的强制性全球专利保护机制。结果，现在制药公司获得了重重保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本难以挑战，也经常让它们的全球责任与其保护公民生命和健康的国内责任相冲突。

　　根据印度最高法院的说法，修订后的印度专利法中社会目标所占权重仍高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专利所要求的非显著性和新颖性标准更加严格（尤其是关于药品的专利），也不会有“长青”专利即对后续创新的专利保护。印度最高法重申了印度的首要承诺保护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这一决定还凸显出一个重要事实：尽管TRIPS协定存在严重局限，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保护（很少被使用），给了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限制专利保护的自由。这就是为何制药行业、美国和其他人在TRIPS出台以来就一直在寻求通过追加协定扩展和强化标准设置。

　　比如，这类协定将限制对专利申请的反对；禁止国家监管当局在专利到期前批准仿制药；保持数据的独家性，从而推迟生物仿制药的批准；以及要求新形式的保护，比如反伪造措施。

　　至于印度的决定破坏了专利权的说法，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漏洞。运转良好的专利权制度的一大关键制度性基础是必须有独立的司法来强化之。印度最高法院早已表明了其独立性，它忠实地解释法律，从不轻易屈从于全球公司利益。如今，决定是否使用TRIPS协定来确保印度知识产权机制促进创新和公众健康的是印度政府。

　　从全球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更加平衡的知识产权机制。但制药行业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一直在推行更强势、更不平衡的知识产权机制。考虑和美国、欧洲构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双边“合作伙伴”协定的国家必须清楚，这是隐含目标之一。它们兜售的是“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可能阻挠一些国家的民众获得负担得起的药品，这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着潜在重大影响。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来源陆家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