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格：官员为何在奢侈品上多花钱？

　　普林斯顿-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上个月前往乌克兰谈判，据说他的乌克兰对手因为他手戴价格只有165美元的日本石英表而嘲笑他。一家乌克兰报纸报道了乌克兰部长们的喜好，其中不少人的手表价值超过3万美元。即使是乌克兰议会的共产党议员，也被拍到戴了一只零售价6000多美元的手表。

　　嘲笑者和被嘲笑者应该换一下才对。如果某人花了200倍于你的钱，最后买了一个还不如你的东西，你难道不会嘲笑他（或许为了避免失礼，你会在私下里嘲笑他）？

　　这就是乌克兰人做的事。他们本可以有一只走时准确、重量极轻、不需要维护、可以用五年的石英表，完美计时，永远不需要晃动，也不会受伤。相反，他们花多得多的钱去买每个月都会快慢几分钟、一两天忘记上发条就会停走（如果是自动机械表，忘了晃动它们也会停走）。除此之外，石英表还有内置闹钟、秒表和定时器功能，其他手表要么没有这些功能，要么使用起来极为不便。

　　为什么聪明的购物者会接受如此愚蠢的交易？难道是出于怀旧？在百达翡丽一则整版广告上，公司总裁斯特恩（ThierryStern）说他会听公司生产的每一只手表走动一分钟，他的父亲和祖父也是这么做的。这当然好，但自斯特恩祖父的时代以来，我们在计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为什么拒绝人类灵感带给我们的改善？我有一支旧钢笔，是我祖母的遗物；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但我才不会想用这支笔来写这个专栏。

　　凡勃伦（ThorsteinVeblen）知道答案。在其1899年的经典名著《有闲阶级论》中，他指出，一旦社会地位基础成为财富本身而不是（比如）智慧、知识、节操或作战技巧富人就需要找到特别的花钱方式，这种方式没有别的目的，只为展示财富本身。他把这称为"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是作为社会科学家、通过提炼道德判断写下这番话的，尽管他令读者毫不质疑在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时他对这类支出的态度。

　　戴一只贵得离谱的手表，以此表明你获得了超凡的社会地位，这对于一个大量人口仍生活在名副其实的贫困中的国家的公职官员来说尤其不道德。这些官员手腕上的东西相当于普通乌克兰四五年的工资。这相当于告诉乌克兰纳税人，他们要么给了公仆太多的钱，要么他们的公仆有其他渠道搞到钱，买下他们除此之外根本无力承担的手表。

　　中国政府知道"其他渠道"是什么东西。据《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中国政府反腐败运动的一个方面就是打击昂贵礼品。结果，根据KeplerCapitalMarkets的乔恩·考克斯（JonCox）的说法，"不容你在手腕上戴又大又粗的手表。"中国名表市场大幅萎靡。当心，乌克兰。

　　戴一只比能更好计时的手表贵200倍的手表自有其特殊含义，即使戴它的人并没有在治理相对贫穷的国家。凡勃伦时代最富有的人安德鲁·卡耐基的道德判断相当直率。他有一句名言："死于富贵，是为死之耻。"

　　我们可以这一判断应用于戴3万美元名表或购买类似奢侈品（比如12000美元手袋）的人。从根本上说，这类人在说：“我要么特别无知，要么特别自私。如果我不无知，我就会知道痢疾和疟疾正在夺走儿童的声明，因为他们缺少安全饮用水或蚊帐，而我花在这只手表或手袋上的钱显然足以拯救好几个这样的儿童的声明；但我对他们漠不关心，宁可把钱花在穿戴着只能用来炫耀的东西上。”

　　当然，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嗜好。我并不是说一切奢侈品都是错误的。但是嘲弄戴价格低廉的优质手表者不啻于向别人施压，要求他加入追求铺张浪费的行列

　　。这样的压力应该反过来施行，我们应该赞美西科尔斯基，他口味温和，有着比炫耀性消费更高的理想。

　　彼得·辛格是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他著有《你能拯救的生命》，同时也是同名组织创始人

　　作者：彼得·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