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亿元“行社脱钩纠纷”落定 农信社败诉难执行

　　本报记者 刘艾琳 成都、北京报道

　　在跑了长达7年的诉讼马拉松之后，四川省内江市涉及3亿元“行社脱钩遗留债务”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关于该市“行社纠纷”案件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农业银行内江分行与该市各区县农村信用联社的“行社纠纷”案共3 3起，总额近3亿元。

　　经当地政府、省高院等多方调解未果后，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内江各区县联社立案再审的申请。至此，内江各区县联社最终败诉，涉及资金2.6亿元，部分联社已进入执行期。

　　其实，在全国各地行设脱钩纠纷的持久战中，7年并不算长。如鄂州农信社与农行鄂州分行的脱钩纠纷，已经纠缠了17年。

　　1996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行与农信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脱钩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繁琐的人、财、资金关系的剥离，这些巨额且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得到良好的解决。漫长的诉讼之路就此开始。而且，最高院对于行社纠纷的处理方案不断更迭，一度曾经中止，不同时期出台的解释办法也不尽相同。

　　难以负担的利息

　　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导致纠纷资金的利息成几何式增长。据本报初步统计，数年诉讼下来，败诉方需要支付的利息往往为本金的3倍左右。

　　“再审申请被驳回，意味着内江市涉及纠纷的信用联社都相继进入执行期。包袱相当沉重。”省联社一位高层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农行内江分行已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执行相关联社败诉所涉资金。

　　以涉案数量最多的内江某区联社为例，该区联社在执行期内需要支付农行本息共计2682万元，其中包括本金803万元，被执行的利息是本金的2.5倍。据上述人士介绍，该区联社本身经营较为困难，若被强制执行诉讼本息，将给其资产质量和员工稳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我们做过很多沟通和努力，但很难解决。另外，区县联社作为独立法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农信社独特的两级法人体制，使我们很难像其他商业银行那样统一调配总分行资金控制风险。”上述人士坦言。

　　高于本金2.5倍的利息，农信社方面感觉执行压力较大。同时，农信社仍希望能在省联社帮助下继续追偿纠纷涉及的债权。但情况不容乐观。四川省金融办明确提出，对于已进入审理阶段的案件，政府不宜干预。

　　数份判决书显示，内江市行社纠纷主要涉及农行对农信社指令贷款、同业拆借、集资划转不良以及债务是否计入利息等矛盾。

　　例如，其中一宗案件是，1983-1994年，上述涉案数量最多的信用社（现联合社前身）接受了内江农行的指令，或直接接受借款人申请，或作贷前调查，或直接以批条贷款的方式，向当地磷肥厂、供销社、花茶厂等企业发放贷款160万元，至今未收回。同时，还有一笔13.9万元的同业拆借资金本息均未能向农行收回。

　　对此，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农行上述行为构成侵权，指令贷款和同业拆借本金损失由农行承担，但利息损失应由东兴信用社自行承担。

　　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焦点在于指令贷款的风险是否应当由农信社承担，及这部分资金是否计算利息。由于当初双方并未明确约定拆借期限和利息，二审依据人民银行答复的逾期同业拆借计息办法，判决支持了农信社要求偿还利息的上诉要求。但指令贷款的利息损失仍判定由农信社承担。

　　减少诉累、多元化解决纠纷

　　行社纠纷案件之繁琐，牵涉主体之广，仅从一个地级市的涉案数量和历审程序就能看出。而同类的案件还在四川省内各市区、全国各省市不断上演。

　　从诉讼主体来看，内江各区县联社起诉农行内江分行案件25起，农行内江分行起诉的案件8起。双方意见分歧极大，案件往往都会进行到再审这一层级。据记者调查了解，除了四川，吉林、黑龙江、湖北等多省市行社遗留债务纠纷同样情况类似。

　　影响因素来源于多方面。多位参与纠纷的机构人士和代理人均认为，其中既有金融法治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行社脱钩政策界限不清的原因，更有金融机构作为不当的影响。

　　司法领域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意见也莫衷一是。2011年初，最高院、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央行、审计署、银监会等机构共同出台了《关于受理行社脱钩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希望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处理意见。遗憾的是，该通知至今未能正式出台。

　　中国银行业协会维权部也一直试图解决行社纠纷的难题。通过全国各省市多起案例研究和参与协调工作，该部主任卜祥瑞认为，诉讼并非解决行社纠纷的最佳途径，其不仅会激化行社双方矛盾，也严重影响双方利益。

　　“多元化解决行社脱钩纠纷是减少讼累、降低银行业维权成本的有效途径。” 卜祥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强调，行社纠纷不应把注意力都放在诉讼上，应当大力推进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例如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化解。

　　作者：刘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