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索尔霍姆：援助脆弱国家新政

　　巴黎

　　如今，全世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脆弱国家中。尽管在过去50年中人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援助这些国家，武装冲突和暴力还是在持续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国际和国家伙伴必须彻底改变帮助这些国家的方式。

　　我在2004年的斯里兰卡获得了需要新方式的第一手体验。这一年12月，斯里兰卡遭受灾难性海啸袭击，两个月内，近50个国家的外交部长访问了这个岛国。每位部长都带来了本国的计划、本国的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本国的电视媒体人员。而几乎没人对泰米尔军人和斯里兰卡国家质检的政治冲突动态有过深刻的了解。结果是犯下大错，助长了日后的暴力。

　　今天，我们的一项重大挑战是改变原来的伙伴模式，即优先级别、政策和融资需要由出资国和发展伙伴决定。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需要能够决定自身的命运。

　　我们应该建立后冲突时代过渡模式，比如由十八脆弱国家集团g7+提出的方案。这一模式很简单：各国自己评估自己的形势，使用它们所开发的适合环境的工具，以此来规划旨在巩固和平、实现繁荣的愿景和计划。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馅饼，但我们已经在非洲进行了尝试，塞拉利昂的2013—2017繁荣日程（Agenda for Prosperity 2013-2017）和利比里亚愿景2030（Liberia Vision 2030）向我们展示了如此规划的潜力。满足巩固和平、扩大公正面、增加安全度等国家当务之急的进展由本国进行监测。事实表明，动用本地制度和能力能强化进展。

　　《帮助脆弱国家新政》（New Deal for Engagement in Fragile States）建立在一系列关于援助和发展的国际承诺上，并在2011年韩国釜山第四届援助效率高规格峰会（High-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获得了支持。该计划提出了类似的模式，指出了建设和平国家和社会的最重要内容：关于改善国家和国际伙伴对冲突影响地区和脆弱地区的援助承诺和平和国家建设目标（Peace- and State-building Goals）。

　　《新政》认为，和平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日程的国家领导和所有是实现明确而可持续成果的关键。正如南苏丹财政部长诺盖（Kosti Manibe Ngai）所指出的：“没有我们参与的事情和我们无关。”

　　在与南苏丹总统基尔（Salva Kiir）的多次谈话中，我们讨论了为这个新国家设定明确优先事项短名单的事项。但这些目标只有在脆弱国的伙伴愿意接受朱巴（Juba）而不是自身总部领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超过40个国家和机构支持《新政》的运作方式，承诺建设更好的伙伴关系以及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和政治资本。这就是《新政》模式的创新之处；它围绕实现一国从冲突和脆弱迈向和平和稳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创造政治支持。

　　支持包容性政治对话、确保冲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是最为紧要的任务，此外还有安全问题、获得公正的问题以及创造充分就业机会的私人部门活力问题。此外，许多脆弱国家富于自然资源，必须建立透明的资源管理旨在抑制腐败、控制资金和商品的非法流动从而提高提供服务所需要的收入。

　　专注于这些过程能够确保脆弱国家充当领导者和责任者。作为伙伴，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国家领导。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灾难后，该国成了“非政府组织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NGOs）。外部伙伴无法创造海地人民自己主导重建家园过程的条件，破坏了运转良好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建立。

　　那么，我们如何将我们承诺和当务之急转化为改善受冲突和脆弱性影响的人民的生活？

　　经合组织国家需要有榜样指引，并兑现它们所作出的承诺。我们的伙伴必须通过g7+等组织继续要求承诺政策和措施的改变。

　　我们还必须做好长期变化规划。随着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截止期的临近，推进和平、安全和非暴力冲突解决方案继续有着关键重要性，并且必须充分地融合到未来发展日程中。

　　最近，国际和平建设和国家建设对话（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Peace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产生《新政》的高规格政治论坛）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评估我们在改变工作方式、执行《新政》承诺方面的进展。它们通过了《华盛顿公告》（Washington Communiqué），敦促发展伙伴、g7+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进一步根据《新政》赢取扎实进展，并呼吁为后2015年时代制定考虑和平和国家建设普世重要性的发展日程。

　　说到底，我们的进步取决于人人有决心让15亿生活在暴力、冲突和不安全阴影下的人改变生活。

　　埃里克·索尔霍姆（Erik Solheim）是前挪威发展部长、环境部长，现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主席

　　作者：埃里克·索尔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