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局长围殴记者的底气何来

　　近日，民众举报渭南市潼关县辖区一家金矿半年内连续发生三起伤亡事故，希望《新西部》杂志社能出面调查做深度报道。5月30日，《新西部》杂志两名记者赴潼关县实地调查，不料在潼关县国土资源局查询被举报金矿相关开采手续的过程中，遭到暴力殴打。（2013年6月2日西部网）

　　在许多人看来，打记者，如今不算什么新闻了，可是发生在潼关的这起记者被殴的事件，依然令人震惊_国土局长带着十几名公职人员对记者拳打脚踢，被围困在国土局大院一个多小时后，记者被警方带到派出所，国土局长及其手下一帮人，竟然围堵派出所五个多小时。好不夸张地说，这帮国土局的官员们，简直是嚣张到了极点。

　　新闻记者，似乎已成了高危职业，大到地方官员，小到看门保安，谁都敢对记者挥起拳头。据我了解，一些媒体记者从业经历中被打多次，已是很平常的事，有位《新快报》记者甚至被冠以“被打状元”，一年之内竟被打了5次，其中有一次差点送了命。

　　对于记者被打，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给记者特别保护，有人认为要加快新闻立法，保护媒体采访权，有专家则认为，应修改法律，向惩罚“妨害公务”一样惩处防碍记者采访报道的行为。

　　我不否认，维护采访权目前确有必要，不过，遏制针对记者的暴力，关键并不在于此，我甚至要说，法治社会，保护维护记者权利，绝不应该给记者什么“特权”。

　　记者的权利弱势，其实是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我们整个法律制度体系，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利保护之弱。

　　中国的法律法规，如刑法、治安处罚法，虽然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条款，但总体而言，法律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利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在中国，偷窃1000元，就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是在街头把别人殴打一顿，公安可能管都不管。但要比较失窃1000元和被人公然殴打的伤害，我想，后者可能要远甚前者。在中国，打架斗殴可能是最安全的违法行为，这种事闹到派出所，往往调解赔钱了事，如果被打者不服，告到法院，至多讨点医疗费、误工费什么的，要精神赔偿，基本是别想了。

　　而在国外，恰恰相反，只要是涉及到威胁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法律往往给予更严厉的处罚。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威胁”一词，这就是说，不仅当公民肉体遭遇到暴力伤害时，法律会毫不留情地追究不论你和被打者是什么关系，哪怕是你是他爹妈，都不可以，而且当公民遭遇暴力伤害的“可能”时，法律同样不会沉默。比如，我们在港剧中，常常看到有人在遭遇别人暴力威胁时，会底气十足地回应：“我要告你恐吓！”这并非演戏，而就是一种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下，“身体权利神圣”，成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共识。我记得有位多年生活在美国的一位作家曾撰文写道，在美国，几乎没看见街头动手打架的，吵架的倒看到很多。吵架人之间吵得再凶，都会自觉保持身体的距离，避免身体上的接触。谁要敢越过这一界限，挥拳相向，那等待他的就是上法庭，受惩罚。

　　在中国，类似官员、执法者等地位强势的公务人员，往往是常见施暴方。怪异的是，这些人同时也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群体，也就是说，当公民殴打公务人员时，往往回面临严厉指控，甚至要背上“妨害公务”的罪名。但同时，公务人员勾殴打他人，却与普通人殴打他人无异，法律没有设置对公务人员执法犯法打人的特别惩处条款，甚至，因为他们的公务人员身份，他们往往还能获得“纪律处分”的优待，而不用承担违法的代价。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正是是国土局长带人围殴记者，叫嚣“让你死这”的底气所在。

　　整个法律环境对于侵害公民人身权暴行惩罚的无力，对于公务人员向民众施暴的“宽容”，导致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记者由于处在与强权博弈冲突的最前线，所以他们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所以，让记者远离暴力，关键不在于保护记者职业的本身，而是通过改革立法、司法、执法，全面提升我们这个国家对于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水平。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免于遭遇施暴的恐惧，哪怕他是乞丐、农民工，他的身体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一种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侵犯，都必将付出沉重代价，那时，记者的权利保护，自然就不成为问题。

　　作者：于平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