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也需要减负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这个日子里说环境，有必要谈谈“环境”这个主角的减负问题。与其他冠名节日相似，一个共同现象是，越是被冠名强调需要保护的对象，好像就越弱势。这有两个具体体现：一是表明其本身有相对脆弱的特性，需要外界予以足够的关注和保护；二是，保护的结果往往极具反差性，受保护对象的“负担”不见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以“环境”为例，自1972年以来，地球已迎来42个世界环境日。在这40多年里，各种环境保护以及治理议题的确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逐渐进入全球范围的应对进程之中。但就“环境”的承载而言，各种“负担”较40多年前，并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

　　据联合国2012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披露，在过去40年里，除了单位产出的环境消耗水平有所下降之外，世界主要国家（包括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都在不同程度地攀升，而如果按照地区来划分，可能部分地区，尤其是后发的地区，环境负担更是在激增。结果是，总体上而言，地球环境所承载的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

　　其一，单位环境利用和保护的程度在客观上是有所提高了，也就是环境利用的平均效率有所改善，但环境利用的社会经济规模在扩大，既有来自数量意义上的增加，也有来自质量上的提高。也就是说，基数在上升，不仅抵消了环境效率提高的积极意义，而且还将越来越多的环境资源纳入到发展过程中。就此而言，假设地球存在一个环境负担的最大极限，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不断地逼近这个极限，而不是相反。

　　其二，在林林总总的各类环境载体指标中，经40余年的努力，在某些指标方面，我们逐渐意识到了保护的必要性，从而加强了管制，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譬如会破坏臭氧层环境的氟利昂制冷剂的使用，经20多年努力，已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控制，臭氧层环境危机得到了缓解。但问题在于，氟利昂制冷剂在稀释臭氧的同时可减少大气的温室气体效应，减少使用氟利昂制冷剂，在恢复大气中的臭氧含量的同时也就会增加温室效应，这样，臭氧在大气环境中留存过多的话，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又会转变成大气气候环境的负担了。事实上，这个效应已得到证明，并已演变为全球所面临的下一个重大环境问题，即气候变暖。环境的负担便在这样的新旧问题更替中不断逐步加重。

　　其三，如果说以上两者都是主观上为环境减负，只不过在客观结果上体现为环境增负的话，那么还有一种环境负担却是直接来自于主观，那就是假借环境保护的名义，行环境增负之实。

　　其中有两个主要表现。首要表现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论调。其核心观点是，通过污染实现发展，然后通过发展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最后提高环境质量。尽管该观点也强调了最终实现环境减负的目标，但这是一种以时间代价来换取环境质量的传统思维，它将实现环境减负寄托于发展本身，殊不知，环境一旦增负，到达某个临界点，会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

　　其次是“环境转移论”，也就是将环境的负担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这样的办法至少从表面上看，有利于某些国家、地区的环境减负，但实际上负担只不过是进行了空间上的位移，其总规模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因转移后缺乏环境减负的氛围而出现更大规模的负担。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负担通过自由贸易和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似乎使其内部相对稀缺的环境资源得到了更优化的配置。但正是这样的转移，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大加重了环境负担，这种负担继而通过各种环境交换系统扩散到全球，反而加重了全球整体上的环境负担。

　　环境减负之所以历经40多年而未见成效，既有客观上的原因，更有主观上的因素。而之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崩盘”的结局，并已有若干向减负方向收敛的可喜迹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40年里的巨大技术进步和渐进的制度变迁。前者提高了环境负担的边际产出水平，后者则帮助我们逐步恢复环境负担所隐含的市场价格。如果说，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环境仍然没有真正地实现减负，那么，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在技术进步和制度设计两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