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中国经济苦日子才刚刚开始，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减税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邱晓华

　　6月9日，第四届（2013）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论坛暨排名发布会在宁波举行，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发表演讲，下面是搜狐财经发自现场的演讲实录：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谢谢，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当前经济的一些看法，本次主题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现在的宏观经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未来的前景怎么样，我想就这个话题先讲一下。第二，目前企业的经营环境，政府该做什么，企业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也谈一点看法。第三，走出去，国际化对企业来说应当注意规避什么风险。

　　宏观经济问题。大家知道眼下中国经济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一直快速前行的中国经济突然间变慢了。由两位数变成一位数，这个变化究竟是阶段性的变化还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心，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习惯于过去快速的成长，总认为中国经济可以一直这样子高速的前行，殊不知在这个阶段也会慢下来，而这个慢有可能是自身的问题，也可能是外部的问题。

　　今天中国经济的慢可能更多是来自于内部，当然也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可分开。为什么说主要来自内部，大家知道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前行的最主要的动力其实除了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除了我们经常说的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调节，我想我们把这些撇开，其实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前行的最主要动力是来自于低成本的驱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快速前行依赖于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社会交易成本，而今天的中国这一切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劳动成本在快速的上升，资源成本在快速的上升，环境成本也在快速上升，社会交易成本同样在快速的上升。

　　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低成本发展阶段，步入了成本不断上升的新阶段。建立在低成本条件下的中国企业的效率、竞争力在成本不断上升的大环境下面已经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企业效益随着成本的挤压越来越窄、越来越平，甚至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到了盈亏平衡点之下，企业无利可图成为企业当前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刚才鲁政委说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出口靠什么，更多也是靠低成本来支撑它的竞争力，而高成本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快速缩小，它也遇到竞争对手的更多的贸易保护的冲击，更重要是自身自己对外出口的最主要的低成本优势在逐步衰减，而没有这个低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几乎就没有什么优势，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大部分的制造业是贴牌或者是接订单，是在中国加工生产，而不是中国的原创。所以这样一种产业体系，处在低端附加价值的企业就失去了竞争力。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也处在调整阶段，市场的萎缩、市场的疲软也对我们的出口形成了挑战，所以内外夹击，使得我们企业赖以生存的外需这一块也变得不断的有竞争力了，这是我们低成本的优势逐渐消失了，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知名品牌，又没有跨国经营能力，当今世界制造业当中，中国有几家称得上是跨国公司的？华为、海尔等等，也就少数几家。而大多数的中国传统的制造业在世界跨国公司中都排不上，因此一缺核心技术，二缺知名品牌，三缺跨国经营的能力，在低成本优势衰减的大环境下面，出口出现大幅度减慢，这是在情理之中。根据统计5月份出口仅占1%，这是被剔除假出口之后终于冒出原形了。因为由于外国热钱的原因造成了出口很大的一块，在中国政府的治理下这一块逐渐被挤出去，5月份出口仅占1%，所以说出口面临很大的问题，而不是像前几个月表现出来的增长比较快的形式。

　　在没有新的动力接替之前，我们说中国经济的困难就不会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去年我在各个场合都在讲，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苦日子才刚刚开始，要做好应对一个较长时间相对困难的各种转变，接替出口驱动大家的共识就是创新驱动，靠技术的创新、管理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而这一切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创新是中国未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继续在世界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唯一出路。

　　但是目前制约中国创新的各种因素依然还比较突出，创新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前提，如果是一个管制的社会，不可能有创新。而今天的中国各种管制现象依然还比较突出，所以还必然制约创新。创新需要有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而今天的中国这方面在取得一些进步，但是这方面的问题依然还比较突出，各种侵权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甚至还是比较普遍，这就严重影响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一个不能够对知识产权实行有效保护的国家，也不可能有创新社会的建成。

　　同样创新需要一个公平、公正、便捷的投融资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纽带，没有这样一个渠道，创新只会成为纸上的东西，只会成为实验室的东西，只会成为口头上的东西。我们常说中国不缺保尔的环境，但中国缺乏比尔的环境。一字之称，保尔我们知道是前苏联的英雄人物，稍微年纪有点大的都读过他的英雄事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幼产生英雄的土壤。比尔盖茨是大家所熟悉的创新家，微软的发明者。我们设想比尔在中国，他放弃北京大学不读，跑到发改委去说他的理念，发改委一定会拒之于门外，跑到商务部同样也会拒之于门外，尽管这些年有了一些改变，但是一个大学没有读完的人去搞创业，在美国他可以成功，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缺乏一个投融资的环境。

　　同样创新需要对失败的宽容，创新会有失败，如果我们不能对失败作出补偿，只让创新者承担的话，这个社会也很难创新，在现实中我们也不能宽容失败。

　　最后创新需要有教育的创新，需要创新人才不断的产生，才能够有真正的产生。而今天的中国教育根本不适合这样一种创新，所以谈创新很容易，要真正实现创新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在出口等等这方面遇到的成本挑战的情况下面，要靠创新来接替它还需要时间，没有时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宏观经济如果从长周期角度来说，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可能还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困难期。如果定量的角度来说可能七上八左右未来一段时间是未来中国经济整体表现的一个区间，但是决不以为这短期经济表现的比国外更好，因为就短周期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目前还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因此在政府还拥有相当多的资源的条件下面，中国经济短期内也不至于像国外一些人士所预言的那样会崩溃，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政策回旋余地，还有足够的资源回旋余地来托起短周期中国经济的发展。

　　而眼下大家看到的稳增长的一系列政策就有可能对短期中国经济起到一定的支撑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支撑和刺激如果没有前面所说的长周期的一些因素的改变，我想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

　　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宏观经济方面，短期可能在政策的作用下还能够保持比别的国家更好的发展，但从长周期角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很可能困难还会始终困扰着我们。

　　第二方面，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做什么？前面鲁政委对汇率方面提出了他的看法，对出口企业来说汇率固然是影响大家出口的一个很大的可变的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讲减税、减负是政府最应当去做的，面对劳动成本等各种成本的上升，企业效益的降低，竞争力的降低，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汇率上面，我想不会起太大作用。一方面中国人民币汇率本身确实应当升值，各方面表明人民币汇率确实是偏低的，只是升值的速度、升值的时机、升值的过程不同而已，升值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企业来说更大的问题还是各种税收、各种费用等负担日益加重，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这方面帮助企业来减轻负担，帮助企业来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我觉得就可能走错路，就可能对不上企业的发展需要。减税、减负才是政府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去做的，这是应对成本上升最有效的办法。

　　当然对企业来说最应当做的是优化结构，是推动技术进步。优化结构和推动技术进步也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出路，没有技术的进步、没有优化的结构，企业的效率、竞争力也不能提高。所以在目前环境下政府确实应当大力减税、减负，而这对企业来说是需要的，对政府来说是很难的。虽然很难，但是中国企业负担重的客观问题是摆在面前的，政府再难也应当去做，不减税减负的话企业可能很难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内外的困难。这个时候政府应当在这方面我们说稳中有所作为，这个作为就表现在减税、减负，对企业来说是急需的。

　　同样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帮助企业优化结构，政府同样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应当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企业优化结构方面出台更有利的宏观政策，催生企业的技术进步，催生企业的结构优化，这就是政府应当去做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面对目前的环境，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向不是说就一片黑暗，而是说同样希望与挑战是同在的，对中国来说从整体上看三方面的潜力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消失，还没有完全的释放：

　　第一就是结构改进所带来的潜力，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信息化还是农业的现代化，这业方面的变化会推动中国结构的优化，而从结构的改进会给中国经济提供更大的动力，而这方面中国远远还没有缓解，工业化才刚刚走过60%的路程，城镇化才刚刚迈入一半的路程，将来城镇化还是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农业现代化更不要说了，我们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信息化这是我们中国唯一和世界相比较差距最小的一个方面。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企业来说，说穿了就是传统的制造业与现代的信息技术高度的融合，再加上与生物技术高度的结合，它就有可能催生出工业新的革命。

　　一方面制造业与信息经济的结合、与生物经济的结合，它可以改变传统的工业受到空间、时间的约束，时空光的约束，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改变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同样它也会带来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所以它会从多方面对新的工业提供发展新的动力，而这方面中国幼可能不会像传统工业一样与世界的差距还比较大，这方面中国有可能能够借用后发优势和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同样对中国的未来来说，需要改革，改革大幕正在一幕接一幕的拉开，第一幕可能是减政放权，新政府采取了很多这个方面的措施，问题是给谁减政，给谁放权，这个要继续跟踪，继续思考。如果是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而不是放权给企业、放权给百姓，我想这种放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所以减政放权有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但是要注意减政放权应该给企业、给民众。

　　第二步很可能是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变，可能人员、土地等等这些资源方面的价格，包括矿产的价格，这些改革进一步深化，这对企业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对上游企业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对下游企业来说可能是坏消息，因为对中国而言所有的价格改革其实就是涨价，虽然是改革，背后就是涨价，所以对企业来说尽管市场的关系能够更合理，但是对企业来说有可能增加更大的负担，这要做好应对准备。

　　第三步改革很可能是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宏观方面的改革。估计这方面的改革会陆续浮出水面。

　　第四步改革很可能是社会领域方面的改革。可以预期未来中长期的改革，领导人已经说了，今年的三中全会可能会重点研究中长期的改革，我想中长期的改革主线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我们在本世纪初已经对外说过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而现在是进一步的完善和充实和提高，问题是为了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改革，既包括经济层面的，也包括社会层面的，还包括政治层面的，甚至文化层面的都应该深化改革，只有全方位的改革，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趋于完善，如果还是某个领域的改革，也许能够带来短暂的效应，但是不可能带来整体的效应。

　　而现在我们恰恰需要整体的改革，需要的是有助于中国经济由一个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跨越的新的体制框架，而这样一个新的体制框架应当说对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的关系。没有一个对各种利益进行根本调整的改革，我们很难设想它会对未来的中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有真正触动各方面利益的改革，我们才能够谈得上改革的深化。

　　当然对中国来说，我经常讲这样一个观点，放权、让利固然是需要继续做的，但是更多的应当把责权利的高度统一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对国家的政府来说是这样，对企业来说是这样，对老百姓来说也是这样。给他更多的权利就应当让他承当更大的责任，权责利应当统一起来，只有三者的统一我们的改革才能够说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迈进，而这一切可能需要时间，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

　　谈到探索我也经常讲的，其实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其实固然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国情，但是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还是要大胆的向人家学习，大胆的借鉴人家成功的一些做法，成功的一些经验，要把尊重国情与大胆的学习借鉴世界文明结合起来，这才是一个路径。如果我们整天摸索自己的国情，而不放眼全球的文明，我想会耽误更多的时间、走更长的路，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在国际化、全球化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对我们企业来说我想讲这样一个观点，当今世界有两个变化，第一是世界经济失速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速度缺乏动力这个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旧有的格局打破之后，新的格局并没有形成，所以世界经济也处在发展阶段，只有新的动力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复苏才有更大的希望，而另一方面的变化就是全球的治理出现了失序的现象，今天的世界传统的经济秩序正在瓦解，传统的主导力量逐步削弱，新的秩序没有形成，新的力量还在磨合当中，处在一个由原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治理格局向西方和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过渡的一个阶段。当新兴经济体还不足以形成整体的合力，还不具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来共同制订规则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世界治理没有秩序的一个现象就很难改变。

　　大家可以看到世界今天的乱象就揭示了这样一个状况。以前美国出台一个政策，八国或者七国形成共识，世界治理就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方向。那现在是从八国向20国转变，大家看看这20国强弱并存、大小并存，彼此之间缺乏共识，没有一个利益的交结，都是在谋求各自的利益，这使得20个国集团形同虚设，如果不改变这样一种政策的共识，我想世界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现象还会持续，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机遇，世界在过渡时期、在混乱之中对我们来说能够赢得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个时间，问题是我们做好准备了没有，我们的工作重点摆对了没有。

　　如果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下面不是把主要的集中力放在解决自身突出的问题上面，而是简单的从治表的方面去解决问题，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发展。刚才鲁政委讲到美国经济，我跟他有相同的看法，别看美国现在处在困难之中还没有完全摆脱，但是各种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很可能在2015年就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而到2015年美国重新站立起来，而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调整好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被动，而当今的世界中国注定了是一个会遇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压力的一个国家，我们既要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也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这对中国来说处在这样一个崛起的过程中间难度会更大，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人口，中国的块头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眼下对中国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

　　总之对要走出去的企业来说，第一要注意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好应对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的准备。第二要做好应对投资国、省在国、所在国的法律风险的应对的准备。第三要做好应对投资国和生产国、目的国所在财经政策风险的变化。我曾经在中海油工作过，中海油走出去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案例，所在国政局是否稳定，财政政策是否稳定，法律制度是否熟悉，对我们走出去的企业来说都是要格外关注的，同样对走出去的企业来说树立企业公民社会责任也是非常重要。刚才外交部司长讲的我觉得非常重要，走出去的企业既要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要让当地经济和老百姓的发展，只有共赢，我们才会越走越宽广。

　　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