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止拍卖公司“作恶”

　　信海光

　　最近在文化圈闹得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杨绛私信拍卖事件忽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原定于6月21日在北京拍卖一批钱钟书信札以及手稿作品，因为这批信件涉及隐私与一些人的名誉，所以遭到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坚决反对，表示情感上不能忍受私信被拿去拍卖，专家学者们 也就私信到底该不该上拍展开道德和法律层面的热烈讨论。

　　但没想到，讨论还没有结果，就有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被拍卖信件中有两件写给他的信都是伪造，称从未与钱钟书、杨绛有过这样的通信。这使得私信拍卖从本来争议性很大的一个道德文化事件回归简单，从法中之法、法外之情的特色讨论变成一个普遍的中国式问题：真假问题。

　　拍卖公司最终撤拍了这批信件，但暴露出的问题却更醒目。如果说一般的古代文物鉴定还存在技术上的难度的话，像仍健在的当代名人通信这种拍品怎会还有假货被拿上大型拍卖会？找当事人一个简单的核实不就完全解决问题？而出了假货，拍卖公司就不用承担责任？

　　确实，在中国拍卖公司可以不为拍卖的假货担责，这早已是在圈内人人皆知的“行业规则”。1996年开始施行的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就是“拍品不保真”行规的由来和法律基础。也是中国拍卖界乱象的肇因，因为拿了这道护身符，很多拍卖公司才敢于为了赚取佣金和炒作名气，大胆的纵容假货、甚至知假拍假。有业内估算，目前中国大拍卖公司的拍品有30%存疑，而小拍卖公司的拍品假货高达70%。

　　在艺术品市场产业链占有重要位置的拍卖公司如此大胆妄为，等于为假货找到了一个合法、公开的变现出口，刺激了整个行业的造假产业链的兴旺发达。在北京，十多年以前逛潘家园，古董玩家是“钱不够花”，而现在由于假货太多，是“钱花不出去”。连拍卖公司都无法信任，我的一位收藏家朋友后来只能无奈的转为专门收藏古籍，他的理由是古籍造假成本太高，不必太担心假货。

　　平心而论，“拍品不保真”的规定并非完全无道理，因为至少在现阶段，从技术层面还无法完全解决艺术品的鉴定问题，既然客观上做不到，那么让作为中介机构的拍卖行来承担赝品的责任也确实有失公允。这一逻辑应该是拍卖法六十一条二款出台的理论基础。在国外，拍卖行业也有类似的行规，也因此而免责于赝品拍卖。但问题是，不保真不等于就可以欺骗。在国外，“不保真”是那些著名拍卖行维持声誉的下限，它们为了行业声誉极力避免假货的出现，但在国内，“不保真”却成为攫取暴利的上限，成为作恶的动机，这导致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骗局出现，比如，前年就有几个专家鉴定后的赝品“金缕玉衣”被拿到银行骗取了5亿抵押贷款。

　　同样的“不保真规则”，为何在中国反而成为售假的驱动剂。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对造假问题高度宽容。在一个正常的市场，拍卖行等企业为了维护信誉和企业长远利益，它们有抵制假货的原始驱动力。但在一个“比烂”的市场里，懂规矩、不作恶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只能大家一起去欺骗。

　　市场无法自我调节之处，则法律必须登场。但我们在拍卖市场看到的却是法律的缺位。拍卖行业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执法部门监管。如果不保真尚可容忍，但拍卖行的“知假拍假”或“重大疏忽”则应予以严惩，但事实是，很少有拍卖公司受到类似处罚，甚至连行政处罚都鲜有听闻。

　　作者：信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