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李鸿章有意安排,还是无心为之,招商局的“四人帮”中,却正好两个广东人、两个江苏人。虽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种地域分别造成了隔阂,但客观上,唐-徐与朱-盛的确成了两派,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招商局初期最大的内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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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9月9日(七月十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签署了一份文件——《札饬盛宣怀入局》。这是一份委任状,任命29岁的盛宣怀出任轮船招商局的副总经理(“会办”)。
这是继上个月任命唐廷枢出任总经理(“总办”)、朱其昂留任“会办”之后,第三个到位的高管。一个月后,李鸿章又在10月22日任命徐润担任“会办”。
至此,改制后的招商局形成了由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四人组成的领导班子。
在这个“四人帮”中,生于1844年的盛宣怀最年轻,还不到30周岁。唐廷枢生于1832年,比盛宣怀足足年长12岁,两人都肖龙。彼时的唐廷枢,已在怡和洋行当了足足10年的买办,功成名就,既有管理经验、又有资本和人脉。李鸿章请其出马,接手轮船招商局,就是看中其丰厚的资源。
徐润生于1838年,比盛宣怀年长6岁,自15岁那年就随着叔父、著名买办徐荣村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此时他已在商海里打拼了20年,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和成就。
唐廷枢与徐润,均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氏,此地开风气之先,买办不少,资本雄厚,李鸿章希望藉此能够吸引香山买办们的资本。
朱其昂的出生年份,已经失考,但肯定比盛宣怀年长不少。盛宣怀年仅12岁时(1856),朱其昂就已经开始从事海运,后来成为沙船行业的大鳄,在官商两界都很吃得开,也是李鸿章最初选择其主导轮船招商局的原因。因其毕竟不适应新式企业,李鸿章决心对公司进行改制,但依然请朱其昂留任“会办”。朱其昂的弟弟朱其诏,自轮船招商局创办,一直参与其间,此次改制后,也继续留在公司内,不久朱其昂去世,朱其诏便接任其“会办”之职。
朱其昂是江苏宝山人(今上海浦东),与盛宣怀算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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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班子成员,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工作安排是相当特殊的。
在任命之前,与盛宣怀交好、在李鸿章身边工作的沈能虎,于9月6日致函盛宣怀:“顷见朱、唐会禀,请执事(盛宣怀)会办漕运,以匡云翁之不逮,爵相旁批:漕运、揽载及一切规画事宜均令会同商办,云云。只此两语,全权在握。……朱、唐又会禀请以徐润四品衔候选部中会办局务,爵相批令来津谒见……徐公事何如人,吾弟当知其底里也。”(《盛宣怀年谱长编》)
这封信透露:
一、的确是唐廷枢开口提名盛宣怀进入招商局,不过他是和朱其昂一起向李鸿章提出的;
二、他们希望盛宣怀负责漕运之事——漕运就是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首都,这既是商品调剂,更是国家战备粮的储备,而漕运交给招商局,也是李鸿章对这家公司予以特别扶持的表现;
三、李鸿章确定了由盛宣怀参与办理漕运、揽载(即航运业务的市场营销),及招商局的一切“规画事宜”,这当然并非沈能虎理解的“只此二语、全权在握”,盛宣怀毕竟只是“会同商办”,见习而已——不少研究者据此认定盛宣怀有全权,是受到了沈能虎的误导;
四、推荐盛宣怀,是与推荐徐润同时提出的,且徐润当时已经大名鼎鼎。从这封信的口气看,似乎在沈能虎与盛宣怀眼中,徐润并非一个善与之辈——至于他们为何如此理解,原因不详。
盛宣怀在9月11日从其它渠道也得到了信息,他在12日致信朱其昂:“弟一无所知,只可随同列名,未必于事实有禆益”(《盛宣怀年谱长编》)。这段话,被一些研究者当作是盛宣怀不满于自己在招商局“只可随同列名”的牢骚,其实,他只是在谦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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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盛宣怀曾经与唐、徐甚至朱有过亲密接触。
在唐廷枢被李鸿章相中后,他还曾向李推荐了盛宣怀,考语是“人甚可靠,家道殷实”,同时也推荐了徐润“结实可靠,商情悦服”。有理由相信,唐的推荐重点,应该是其更为熟悉的小老乡徐润,而推荐他并不熟悉的盛宣怀,可能更多地还是对李鸿章心思的揣摩——李鸿章对子侄辈的盛宣怀的关爱,以及盛宣怀此前参与招商局章程的拟定,并非秘密。
对于这个新班子,李鸿章本人是很得意的,他说:“在事五人(包括朱其诏),本极一时之选。”
但是,不知是李鸿章有意安排,还是无心为之,招商局的“四人帮”中,却正好两个广东人、两个江苏人。虽然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这种地域分别造成了隔阂,但客观上,唐-徐与朱-盛的确成了两派,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招商局初期最大的内部问题。
(未完待续)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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