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法律界流行着几种评价辩护律师能力大小的标准，其中“能否办成取保候审”最被看重。这让众多资深律师深感无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就是一个满足特定条件可以让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
至少在程序上而言，它并没有多大的能量。在西方涉法的影视剧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来作保证或交保证金，就可以让嫌疑人摆脱羁押状态。但在当下的环境里，“取保候审”这项程序性的权利，有时候成为了律师可以争取的“功劳”，甚至也变成了办案机关开恩的“赏赐”。
这背后，当然免不了暗箱和交易。一项公平制度就此成为某些权力勾兑的通道。
除此之外，体现人道精神、罪刑相当等法治原则的“保外就医”、“缓刑”、“立功减刑”等制度安排，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多次见诸报端的是一些曾有着重要身份的罪犯，在蹲了一阵监狱之后，就出来了，或高调地抛头露面，或低调地隐退田园，通常的一个解释就是“保外就医”。以至于让人怀疑它已成为某些权贵、豪富犯罪的特殊待遇。
“缓刑”也面临着这种尴尬，此前最高检就通报过，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在个别地方，公职人员犯罪适用缓刑的比率竟高达80%，法官系统犯罪的公职人员适用缓刑的比率更高，竟然为100%。也正因如此，检察系统强化了对缓刑适用的监督，不过，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立功减刑”也出现了让人惊讶的灰色地带那就是买卖立功机会。有些被判处重刑的罪犯存在尚未被追究的罪行，某种情况下他们会提出价码对想减刑的人提供线索，于是“举报查实”、“立功减刑”就成了一条龙服务。而在监狱之外，则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能够出得起大价钱买立功机会的，自然也不是一般人。而职务犯罪的高级官员无论是金额几千万元，还是几亿元，现在都越来越少被判处死刑了。这就不由得公众起疑心，这些人被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这样的重刑之后，是否过不了几年，就可以找到合适的理由脱离牢笼。
罗列这些制度的漏洞和出现的扭曲，并不在于彰显制度有误。几十年来，我们因承受制度缺失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建设的重大损失，转向了大刀阔斧的制度建设，取得的成效毋庸置疑。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随即发现，虽然制度法网编织得越来越严密，但各种钻制度空子的行为所在多有。大到公权力搞权钱、权色交易，小到私人闯红灯、考试作弊，似乎每个人都在口口声声呼唤制度、渴望公平，但真正面对制度后果时，又往往千方百计寻求超越制度。
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缺少对制度或法律的信仰精神。法学家伯尔曼也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说到底，当下中国必须恢复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无论大小轻重，所有试图违反法律、钻制度空子的行为都必须自设禁区，只有自己率先守规则才能期待别人同样守规则。
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法治的底线规则：政府期待公众遵守规则，那么自己就要首先依法行政；公众要求政府守法，那么自己也要首先遵循法律。正如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作者：田享华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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