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结束的与中国第四条款磋商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抛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数据：若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包括在内，中国“增扩”（augmented）的广义政府债务规模约占GDP的50%，而相应的广义财政赤字在2012年约为GDP的10%。
此时，中国经济正承受着不小
相关公司股票走势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第一财经日报：IMF将中国2013年和2014年GDP增速预期都下调到了7.75%，低于今年4月的预测8%和8.2%。
利普顿：我认为不必太在意下调0.1或0.2个百分点。市场上和学术界有很多人在预测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他们讨论的不是7.5%还是7.7%，而是更大幅度的放缓，例如1或2个百分点的降幅。所以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并不预测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我认为，中国经济正以非常健康的速度持续增长。事实上我们的预测与中国政府的预测是完全相符的。0.1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的差别是很大的。
日报：是否有可能IMF和中国政府都低估了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经济不断放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
利普顿：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增长放缓，比起几年前而言，是更有帮助的。一部分增长是受到了信贷与投资周期的支持，即使能够继续增长也可能造成浪费。国有企业太容易获得廉价信贷去投资地方政府选择的项目，问题在于这些项目是否值得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很多值得投资的发展项目。但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一直都超过50%。在这个世界上，鲜有国家能将如此高的投资比例维持很久，而不把真正有利的项目排挤出去。或许中国在几年里还能成为例外，或许一些投资项目非常有用，但这并不可持续。因此，我们要警告的是，用信贷和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在长期来看并不可取。中国经济维持快速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不让投资造成浪费。
在我们看来，未来五年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在维持温和增长的同时，转向支持居民消费，支持服务业、基础建设和社会服务。
日报：经济增长是否存在迅速恶化的风险？
利普顿：风险总是有的，但我们要强调的是，风险并没有一些分析师预测的那么高。此外，中国政府仍有政策空间来支持增长，避免经济“硬着陆”。
日报：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可能面临“两难”，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超出预期地放缓，央行似乎需要采取行动；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四万亿元刺激的遗产，央行很难有所作为。如何应对这样的处境？
利普顿：货币政策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工具，还有其他政策选项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所以中国可以动用其他政策。IMF就鼓励中国尝试其他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从而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家庭消费。这样也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转型，从投资那些以出口为主导的企业，转向家庭消费。
政府治理：不能集中在中央
日报：你会建议中国推出怎样的财税政策来促进经济转型？
利普顿：有很多可选的税收政策来帮助经济再平衡。
首先，多年来一直有人呼吁要求国有企业分红，采矿和金属行业支付资源税和租金税。这些行业已经足够成熟到应该将资本回报的一部分上缴给政府，政府可以用这笔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计划，这样既有助于政府财政，又能增加居民收入。
第二，有关工薪阶层的政策。目前中国的社保体系积累了40%的税收，雇主对员工社保的支出和员工社保总额的差额是40%，这会造成两大负面效果：企业会不太情愿雇用更多人，因为要为其支付社保费用；另一方面，员工在缴纳社保后的收入也会更低。而社保资金可以用其他方式进行融资，例如企业税、收入税（企业收入税和个人收入所得税）、房产税等，这样不会挫伤企业的雇佣动机，也不会惩罚低收入人群。通过各种财政政策，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可以为居民收入提供更多支持，从而增加居民消费，促进消费品和服务业发展。
日报：提到房产税，你是否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具备条件普遍开征房产税？
利普顿：多数国家通过征收房产税来作为地方政府的一大财政来源。之所以征收房产税，因为这一税种是公平的，拥有更多房产的人会缴纳更多税额。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执行的税收，因为你需要准确的数据和花名册。但这是一个好主意。中国的地方政府有很迫切的融资需求，他们不得不转向借债和出售土地来融资。我认为，更稳定的地方政府需要拥有更大的征税能力，房产税可以是其一。
日报：除此之外，你对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财政改革有何具体的提议？
利普顿：我们的建议多数都符合中国政府的改革计划。我们的建议可能在小处会有不同，或更强调某些部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有三重：
一是要有更好的治理，从而更匹配中国经济与日俱增的复杂性。长久以来，政策都由中央主导，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参与方，银行、非银行机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地方政府等，他们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例如，如何让地方政府合理运用当地资源？如何让地方政府和企业不污染环境？这些问题正变得愈来愈复杂，政府治理不能再集中在中央政府。
第二，中国政府希望从政府管制转向更多市场机制，这意味着自由化，包括更灵活的价格、消除能源补贴、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还有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多方面改革。但如果没有好的治理，自由化并不会带来你想要的好处，因此两者必须携手并进。
第三，经济再平衡。旨在投资出口部门的信贷推动型投资策略已经走到尽头了。无论经济增速如何，保持目前的速度或是略低，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为家庭提供商品和服务。
日报：透明度也是治理的重要一部分。你们在中国搜集数据时是否有困难？
利普顿：这是我们第一次汇总中国“增扩”的广义债务与赤字数据。我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完全支持，他们对我们关注这一新的概念表示了认可。事实上，很多分析师都在自行收集并分析相关数据，但认可了IMF的结论。
日报：广义债务占GDP50%，赤字占10%，这个数据听上去有些让人难以理解。因为通常债务占GDP比例的标准是60%，但赤字比例是3%，不至于会到10%那么高。
利普顿：3%的赤字和60%的债务比例被视为较为稳定的水平，适用于那些以一定速度增长的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增速要快得多，债务增加的同时，如果经济增速更快的话，赤字比例会更高。另一个问题是，这10%的财政赤字的一部分，并非通过债务融资，而是通过资产出售，所以不是所有的赤字都会增加债务。所以这个数据是有些特殊性的。
日报：中国的债务是否会上升到危险水平？
利普顿：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这10%的财政赤字中，有多少会留下来增加到债务中去。我们有很多数据，但如果要做这样的可持续性分析，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财政赤字中有多少是会制造债务的？有多少不会增加债务？在不会增加债务的那部分里，多少是通过土地出售获得的？通过土地出售的部分在多久后可能增加债务？中国经济又会增长多快（分母扩大的速度多快）？与此同时，也要看一下多少赤字是会增加收入的？例如，如果投资基础建设，有些投资是不会增加收入的，如果投资学校，也不是盈利性质的，但铁路建设则可以盈利。由于基础建设支出是当前财政赤字的一部分，就可能增加财政收入。
要回答可持续性的问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我们目前还没作出这样的分析。我们的观点是，50%的债务是可以的，但10%的赤字需要降下来，这样不会让50%的债务过快增长。
影子银行：确保安全和效率
日报：应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子银行？
利普顿：中国央行一直都在用多种方式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银行系统，并尝试让新的途径来发挥金融媒介的作用。这是好事，因为这能让中国的普通民众有其他储蓄和投资的途径，在潜在的影子银行机构中，他们能赚取更高的回报。这也意味着，这些机构能为很多项目和公司提供除了银行以外的其他贷款渠道。所以这为中国资金流动提供了另一个渠道，是好事。问题在于，它是否增长过快，监管是否能确保安全。我并不知道答案，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这一实验能够成功。其参与者无论是储蓄者、投资者还是借款者，都能继续发现机会。在一些国家，当影子银行快速增长而不受控制时，会导致各种损失甚至会有机构倒闭。所以重要的是要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让这一实验成功。
日报：中国的“影子银行”事实上与西方的定义并不同。IMF对于中国的影子银行最大的担忧是什么？是其规模、增速还是透明度？
利普顿：的确，各国对“影子银行”的定义不同。美国的“影子银行”就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有许多投资工具可能与中国的“影子银行”有些类似，例如美国有“互助基金”，投资者可以选择投资国债、市政债券、股票或其他，这些机构可以将资金用于各类投资。这在中国被称为“影子银行”。但问题是，随着它不断增长，这些机构是否能管理好投资者的钱、提出明智的建议、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来保证投资者资金的安全。所以我们的担忧是，这部分金融市场能否成功地将民间资本引导到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或项目中去。
日报：所以你们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规模、速度或透明度？
利普顿：我们强调的是安全和效率。安全意味着需要有足够的监管。这些并非银行，他们可能并不需要像银行那么多的审查，但仍需适当程度的审查。我并不是监管领域的专家，无法对如何监管这类机构提出专业建议。但由于这是一个新现象，而且有很多中国投资者投了大量资金到这类机构中去，这一实验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日报：从中国的社会融资总额的数据来看，50%来自贷款，50%则来自所谓的“影子银行”。你认为哪一类更危险？
利普顿：两者都需要监测。“影子银行”正在创造财富管理产品，这是好事，人们需要银行存款的替代品，但如果他们投资是因为相信这些产品毫无风险，相信即便信托公司做出了糟糕的房地产投资，政府也会兜底，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企业太容易获得融资，投资不受约束，就会滋生问题。所以这个非银行部门必须受到监管和治理。
日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需要和银行业监管一样吗？因为很多产品事实上是通过银行设计或出售的。
利普顿：不一样。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中国银监会需要找到对“影子银行”的适当监管方式，让这些机构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投资者也会明白他们的资金去向何处，知道风险所在，而不是相信投资是受到隐性保障的。
M2/GDP: 不同国家很难比较
日报：如果看一下危机后的中央银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为了应对危机都推出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占GDP比例已接近200%，这似乎是一个敲响警钟的信号。但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与西方又完全不同，银行业仍发挥着主导作用。你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风险吗？
利普顿：首先，中国的确有必要对发达国家经济放缓作出应有的反应。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正在减少并刺激国内经济这个过程，正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也就是从满足海外需求转而满足国内需求。这本身是没问题的。当然，不能做得太过分，制造过多的信贷而导致信贷泡沫。中国的M2占GDP比例超出190%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受到了良好而谨慎的监管。如果出现问题，政府也会有资源来应对潜在问题。
日报：尽管中国的M2占GDP比例接近200%，但仍比日本低。哪个在你看来更加危险？
利普顿：很难比较不同国家的M2占GDP的比例。很多国家的这一比例都比中国低，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除了银行存款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投资渠道，例如购买股票、债券，投资海外资产、互助基金等。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占主导的背景下，很大一部分的储蓄最终都变成了银行存款，所以历史上中国的M2都较高，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本身并不是坏事。随着时间推移，应该会发生改变，但一定是随着中国改革金融市场结构而改变的。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出现更多机遇，无论是新的私营银行，还是允许人们投资新的金融机构，例如影子银行，或者说允许人们把资金放到外国银行。
日报：对于汇率制度改革，有人认为改革后央行应该完全不干预汇率，但也有人说需要维持一定程度的干预。你的看法是什么？
利普顿：当世界经济复苏时，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也会上升，（占GDP比例）回到4%左右。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再平衡，而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就是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消费者市场，经常账户盈余不依赖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这种再平衡过程的一部分就是货币升值，这需要让汇率更多地由市场机制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汇率上发挥越来越少的作用。如何以及何时进行改革，取决于整个世界经济。显然，当世界经济疲软、出口下滑时给出的建议，和出口快速增长时给出的建议，一定是不同的。
日报：在贸易方面，你是否建议中国积极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
利普顿：总体来说，中国在世界贸易增长中拥有巨大利益，在亚洲和世界上都是如此。在这场危机中，二十国集团（G20）设定了非常适中的目标，即禁止贸易保护主义。一个更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开始贸易自由化并鼓励贸易更快增长。危机中，贸易增长变得非常缓慢。如果各国不仅能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能推进贸易自由化，协调监管规则，想象一下这对中国会带来多大好处。中国在制造商品时，一会儿要让产品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一会儿又要符合欧洲的安全标准，又有一些产品不需符合任何安全标准。如果能统一这些标准，对于任何出口国而言都会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这会是下一代贸易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参与到这轮全球贸易改革的设计中是明智的。
日报：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加入TPP，可能导致贸易盈余上升，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利普顿：我不认为加入TPP一定会让中国贸易盈余上升。中国出口更多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再平衡，居民收入上升，进口和消费也会随之上升。如果大家都不增加消费，世界贸易是不会增长的。
作者：杨燕青 严婷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