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陈道明：讲话慎重，做事稳妥

　　皇帝、警察、小知识分子、审查官、蒋介石、刘邦...... 这些角色由于被陈道明扮演而具有了同质感。甚至普通人。 由他扮演的普通人也有这种超越角色本身、极易辨识的个人气质， 好像鲜红旁边的任何颜色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沾染。 这成就属于作为演员的陈道明。 而他本人则是父亲、丈夫...... 承认自己的焦虑的中国人。讲话慎重，做事稳妥。 他用墨镜把自己和世界隔开，再从墨镜上方探出眼神看这世界。 接近陈道明很不容易，但认识他也许并不难——如果他今天正巧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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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夏天，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来到中国。这个正在思考“钱不应该买什么”的美国人去了北京、杭州和上海，见识了清华大学大讲堂中沉默的中国学生，也见识了协和医院门诊部的票贩子。在此之前，迈克尔•桑德尔名为“公正，该如何是好”的公开课在网络上点击过亿——其中至少有几次由中国演员陈道明贡献。“是关于公正与正义的哲学课”，他向人们推荐。

　　中国之行也许会给迈克尔• 桑德尔教授提供不少段子。他的固定套路是：先讲个故事，再从中提炼出伦理问题抛给听众。“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结果，”陈道明说，“他给你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左也可以右，没有对与错，就看你自己的价值观。” 12堂公开课，陈道明说他看了好几遍。

　　2013年3月30日晚上9点半，北京东三环某酒店的酒廊里，灯光晦暗而舒坦，陈道明摘下了他的墨镜，对付我问的一些问题。轮到他开口时，他先闭好嘴，将眼神直射过来——他很长时间不眨眼，这让他的表情具有震慑力，仿佛能看到大脑正在组织词句。时间在凝视中变得黏稠，提问的人不禁开始嗫嚅了，他还是没有开口。他的右手手指缠住左手的不动，随后放开，握住装满橙汁的玻璃杯。他喝了口水。然后，陈道明开始谈教育、信仰、价值观和生活质量。

　　“我认为迈克尔• 桑德尔传达了一种思维方法。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功利性教育，另一种是启发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是结果性教育，很功利——1加1等于2，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的是结果。我们似乎是新人，但是有些东西从血液就带出来。教育孩子，从第一句话开始进行驯化，驯化的结果是想让这个孩子是自己想象的未来，而不是孩子本身的未来。真正好的教育我认为是教人一种思想方法。如果有很好的思想方法，就会不断地改造世界，不断地改变过去固有的想法。因为往往过去是经验，而到今天就是教训。我们没有固定的信仰，就像我们没有固定的爱情观，没有固定的社会秩序，这其实是几千年遗留下的一些民族痕迹。所以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充满了方法论，你的生活质量跟你的生活方法有直接关系，你采取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生活的质量。我们过多依赖外来的给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忽略了自己强大的方法能力。”

　　讲完这一大段，陈道明体贴地问：“我说这些你能听懂吗？扯不扯？”

　　除了公开课，他还众所周知地喜欢阅读。最近陈道明在读《吾国吾民》和有关日清战争的书。这跟他选择角色没什么关系。“我觉得唯有读书，才是能够拓展眼界和体察人性的渠道。读书是了解世界的最简洁、最投机的方法。”

　　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尚可”，需要改进的是应该戒烟，“但是，那我就什么乐趣都没有了”。

　　201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飞来开会的委员陈道明在机场被狗仔队拍到了照片。在网络新闻中，记者品头论足地描述了他的身材和牛仔裤，表扬了他上车后才点烟的美德，随后提到“他今年的提案重点关注影视作品中的价值导向问题”。

　　“媒体是推波助澜，鸣锣开道，”陈道明说，“因为是媒体嘛，它就有夸大的功能，好

　　的在夸大，坏的也在夸大。有没有底线是现在衡量媒体好坏的一个简单标志。”

　　尽管如此，陈道明还是愿意和媒体具体谈一谈他的“两会”提案：“抗日战争这个事儿我说过。任何历史都要被演绎——但要分是什么样的历史。抗日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些沉重，死去这么多平民和烈士，把这段历史扭曲就会出现问题，不光是对先人不敬，更多的是对后人的不恭。”他说，他通过许多渠道来了解历史，“到现在，如果还只是单向的一种象征性的英雄符号，我觉得有些过了。”

　　至于“两会”，陈道明认为“动用了这么大的国力， 还是制定政事和议论政事其中一个点，不会没有意义。我觉得不管是国体还是民心都会有一个慢慢氧化的过程。我相信通过有识之士，通过各个方面的力量，这个国家会从被动变为主动的。”

　　陈道明谈着这些，斟词酌句，带着种“谈这些没用——但陪你们谈谈也无妨”的认真态度。好像他一贯对待媒体的姿态：疏离、尊重、过于彬彬有礼。

　　这一天的下午，在空旷的游乐场里，陈道明走了一圈。摄影师的镜头跟着他，杂志编辑、记者、服装师、化妆师和其他各色人等在镜头扫不到的地方也跟着他。他爬上高架小火车的站台，将额头靠在肮脏的窗玻璃上，向空无一人的车厢内张望。他在沙地上点了根烟边走边抽完。他还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半披着的大衣落下来，垫在后腰上。有人轻轻推着秋千，他仰起头，迎着淡薄的夕照。

陈道明不认为自己是个性鲜明的人。拍了这么多年的戏，他说自己没有在现场发生过争执。“我性格中性吧，有坚持也有妥协”，他说。对于别人对他的看法，“说得对我悄悄改正，说得不对左耳进右耳出”，总体态度是“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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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道明从来没把演员当作事业。

　　“演员就是个职业。跟其他职业唯一的区别是，”他说，“让天下人共诛之，或者是赞誉有加。”

　　陈道明还说，这有点儿像谈恋爱，看对眼了，演得多差有些观众都觉得好，看不对眼演得多好，有些观众都觉得恶心。“这跟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都有直接联系，比如你们会有这样的念头，这个演员没招你惹你，你就觉得特别讨厌”。看上去，陈道明不像有这类烦恼。然而他说：“演员不是无敌的，他有很多自己不可碰触的界限。有时自己觉得有把握，能驾驭，但出来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希望善意的观众评价演员时，可以替他出主意，或者替他惋惜，或者遗憾——这种批评是良性的。但是有一种观众恨不得把你弄死，好像你跟他有杀父之仇一样。我就觉得他们病态。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看？不吃辣，非要灌辣椒，辣得不行就骂人，很奇怪。”

　　当演员当了三十多年，陈道明没想过改行。“改行？我能干什么？”他说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有别的技能”。

　　演戏带给他的是职业性快感。选角色，“我是开箱验货。把本子给我看，我会从本子的社会性考虑到我本人的驾驭能力，综合指数达到了，觉得还可以做，就做。”

　　每次开拍前，陈道明都会纠结一段时间，“或是对这个作品，或是对这个人物，我有一段惶恐期——不知道演出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应该这么演。从来没有一个剧本到手以后信心百倍的情况，没有。我都会忐忑。”但是一旦进入，当表演变成事实的时候，陈道明说自己就非常认真，“认真到让人觉得有些强势，或者戏霸。我的霸字如果要是画等号的话，就等于认真，或者认真过度。你觉得这种认真过度很不好，那你就找不认真的。如果说这样的执行状态算霸的话，我也就霸了。我觉得挺好，如果传播所谓霸的人觉得它是负面的，那我希望你也变成这样认真的霸，我相信你的工作会更优秀。”

　　陈道明不认为自己是个性鲜明的人。拍了这么多年的戏，他说自己没有在现场发生过争执。“我性格中性吧，有坚持也有妥协”，他说。对于别人对他的看法，“说得对我悄悄改正，说得不对左耳进右耳出”，总体态度是“不在乎”。

　　1971年，陈道明进入天津人艺，至今他仍称天津人艺为“老家”。从天津人艺出来后，陈道明去读了中戏，而后参演电视剧、拍电影，但在此后30年间，他一直没有演话剧。

　　去年，陈道明遇到了北京人艺的《喜剧的忧伤》。对于这部戏，陈道明说：“忐忑没有

　　战胜我的兴趣。”一台话剧，两个演员，最令陈道明紧张的是台词，“有一个人出问题就断片了，没有任何弥补的空间”。他与何冰排练了一个半月，把整个剧本背了下来。“面对一千观众，不可造次”。

　　第一场演出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陈道明说，马上不知紧张为何物。

　　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喜剧的忧伤》红遍全国剧院，口碑与票房俱佳。这部话剧的成功让许多人始料未及，包括陈道明本人。“我当时说过：票都卖出去对我说是压力，票卖不出去对我也是压力。里外都是压力。卖出去了，观众期待值很高，看完了以后，呜……票卖不出去，没这个呜了，没什么影响力，一千人的剧场坐了一百人，一是觉得对不起北京人艺，二是个人虚荣心受挫。”还好观众很给面子，话剧也还没有死，结束《喜剧的忧伤》巡演后，陈道明说。“话剧还有广博的市场，还有很大的受众体，只是我们没有做到让所有人认可。只要有这样的机会，观众还会埋这个单的，不要失去信心。”

　　今年，陈道明打算回天津去做点儿什么，具体计划他不肯透露，怀着对媒体的一点儿戒心。“娱乐新闻有娱乐的看法，别太较真。”他说。

　　去年年底上映的80集电视剧《楚汉传奇》曾被媒体宣传为“陈道明呕心沥血7年巨作”，陈道明说，夸张了。

　　只是机缘巧合，陈道明又说。他对刘邦没有太多认同感，“我不赞美他，我也不批评他，谁都没有这个资格。他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他最后成王了，是个梦想成真的人。他的人生轨迹是中国人中比较典型的。他本身一个人的故事改变了一整个社会，这就是价值。”

　　导演高希希用“痞”来形容陈道明塑造的刘邦，很快，这又在网络上形成热议。“关于刘邦痞不痞，”陈道明说，“痞有很多种，一种是表象的痞，流里流气；还有一种是看起来很正经，但是心里很痞。最后能成为皇帝的人，如果是个小痞子，恐怕难成气候。他心中有大痞。这个大痞到底痞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始终在想的，很多观众说太痞了，有的人说不够痞，我觉得都正常。我们谁都不知道刘邦到底是什么样，只有司马迁等历史学家们留下的只言片语。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这个东西就很难再满足所有人的胃口，因为到底痞成什么样不知道，我不知道，导演不知道，观众不知道，史学上也各说不一。我只能综合一个总体分寸，从刘邦的出身一直到他的落点，皇帝，他如果只是对社会对人群具有破坏性的一个小痞子，怎么可能最后这么多人跟着他？所以一定有他人格的魅力和能力的魅力，他仗不能打，谋不能出，最后成皇，靠什么，靠痞吗？解释不通。我这个度不一定合所有人的胃口。但是我认为，如果张王李赵认为不是这样，那你再做一个刘邦，人们评论最后结果恐怕还是这样。”

　　“这也是我们职业风险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陈道明放下杯子，直视着前方说，“对不喜欢的观众说声抱歉，不爱看你就不要看，80集，太累了。”

陈道明的焦虑与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焦虑没什么不同。他也希望有安全感，走在街上，阳光明媚，躺在屋里舒舒服服，吃起东西非常美好，得起病来能得到治疗，受得起教育，有一个正常的收入，对社会有无限的热情去贡献。他相信将来会有希望，相信“我们的国家秩序会慢慢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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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陈道明十几岁的女儿出去和男孩约会，陈道明不放心，骑车在后面偷偷地跟踪，惹得女儿嗔怪。现在他说他不会这么干了，“现在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女儿13岁那年被陈道明送去英国上学。“我们让她出去的原因真是要她学习，而且明令告诉她将来一定回来。”陈道明说，“我不想让她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

　　在国外，陈道明经常遇到中国人，他们中的很多在当地有了房子、车子和安定的生活，“可是在街上我看见他们，看着他们行走，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点儿像流浪者。在这儿你撞我一下，我碰你一下，尽管会出现很多问题但依然觉得很自在，在外头谁都不理睬你，觉得空空落落的。它国再好也不是自己族人创造的，没有归属的那种自豪感，这个没有办法。”

　　从年轻时代直到现在，陈道明说他从来没考虑过移民，“在中国，我还能够承受”。陈道明今年58岁。

　　2013年，陈道明最大的计划可能是主演张艺谋的新片《陆犯焉识》，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暂且这么定吧，”他说，“现在正在剧本阶段。”他对这个电影最大的期待是“别太伤心了”。

　　“我们的电影有时过于沉重，以为重量似乎能代替思想和深度。”陈道明说，“其实作为一个电影，我更希望它是感动，而不是伤心。伤心是把美好的事物撕给人看，感动是把撕开的东西整好。人的眼泪不过几种，有伤心的眼泪，还有感动的眼泪，伤心的眼泪伴随着心情压抑，感动的眼泪会使心中有正能量……还一种是喜极而泣，这个喜极而泣的境界我们望尘莫及。只是希望有更多感动的眼泪。起码可以在看电影这两个小时内，让观众在电影院之外想到的不是坏的东西。我从不小看一个电影对于观众心灵洗涤的结果。”

　　最近几年，让陈道明感动的文艺作品有中国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和好莱坞电影《诺丁山》。“国外有一些电影反倒比我们更主流，要么抑恶扬善，要么励志，要么人性的光辉，也许写的是丑陋和肮脏，但是很多节点会让你对人的生命，对人与人之间的融合产生一种期待。而看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太多的尔虞我诈，太多的杀戮，太多的破坏性，太多的人性的摧残，再反映到我们的新闻里，每天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地沟油、假药、奶粉，等等。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社会的破坏者的时候，就没有任何资格指责别人。”

　　这是一个旋涡，他又说。“恶是可以传染的，我们现在都在乐此不疲地传达着各种恶。你害我，我坑你，你骗我，我骗你。这种道德旋涡一旦转起来，人们在所难逃，再洁身自好只要在旋涡中，一定会跟着沉沦，而且变成它动力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加入它，会产生巨大的摧毁力量！没人加入，这旋涡转不起来啊。”

　　现在他只希望拍一些“能给人点儿希望的东西”。

　　2013年3月30日，这一天陈道明早上打了高尔夫球——打球他很想赢，欲望强烈。“对于名利我是随遇而安。”下午他拍摄了杂志封面，晚上，谈完某拍摄方案，他又接受了采访。“为什么接受采访？说实话，是因为必须有文配图”。谈了一个半小时，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表示要先走一步，这是他一贯维持的社交礼貌。“我是个良民。”陈道明最后说，“如果把欲望定在活着就好，因为早晚都要过‘奈何桥’，就会不那么强烈和纠结了。要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心灵解释。也就是说——”陈道明拉开酒廊的玻璃门，“阿Q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