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凝聚改革共识 启动改革议程

　　一、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危机压力与改革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新一轮改革是一个涵盖政治体制、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全面的制度改革。本文的重点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其中也必然会涉及政治和社会领域。

　　我们先从一本书谈起。该书是Daron Acemoglu 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Why Nations Fail” （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书的副题：“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基础性命题，这个命题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更具特殊的意义。

　　作者用15年的时间对近五百年来全球数十个不同国家出现的繁荣、稳定与贫困、动荡两个走向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它的根源。作者认为，产生这两个走向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自然禀赋）、文化和历史（传统）、领导人的理念和认知，而是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他将制度，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划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类，前者为市场自由交易提供激励，为“破坏性创造”提供条件，同时使财富的分配趋于公平、公正；后者使市场交易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扼制创新，社会创造的财富流向权贵阶层。在一个特定时期“榨取性制度”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也符合权贵的利益，但由于其内生问题而不可持续。作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他认为这个转型没有一个单一的药方，旧制度下问题的积累也不一定自动导致转型的发生。转型是与各种主客观条件相关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出现“十字路口”（Juncture）的时机，所谓“十字路口”即是对旧制度的不满形成社会压力和改革的呼声，大多数国家的转型都发生在处于“十字路口”中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互动和选择。当然旧制度解体也不意味着新制度一定会到来，旧制度可能以新瓶旧酒的方式复归。

　　中国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当然，转型之路是漫长的、不平坦的，当下的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Juncture）。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由于外部因素的趋势性变化和内生问题的日益显现，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渐式微，而转型又步履艰难。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改革窗口”的历史机遇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与弊端可以凝聚改革的思想基础，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改革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但如果丧失这个机会，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二、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外部因素与内生问题

　　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从“黄金的十年”跌入“衰退的十年”。中国虽不是危机的重灾区，但也难以独善其身，从2011年经济开始持续下滑。我认为，这个下滑有周波性的因素，但主要是结构性的，即它标志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

　　拐点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的一些基础性因素发生了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而我们目前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源状况和技术水平均未能显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创新型社会”的条件和能力。

　　2、中国的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年持续、加速的进程后开始放缓，城镇化率从“九五、十五”平均每年1.35至1.45个百分点下降到“十二五”规划设定的0.8个百分点。自07年起农民工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沿海一些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这表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3、中国社会老龄化已悄然来临，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享受的“人口红利”已基本耗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2015年将达到拐点，之后转为负增长；届时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将接近10%，抚养比开始上升。这标志中国正迈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4、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占GDP的比重高达25%。全球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滑，全球金融风暴是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因而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经历结构的“再平衡”。这就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将受到买方和卖方经济体内部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

　　以上四个基础性因素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供给面和需求面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供给面看，高储蓄提供的充裕、廉价资本，农民工提供的无限、廉价的劳动力已走到尽头；从需求方面看，全球“再平衡”，包括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家庭的“去杠杆化”和增加“储蓄率”都将对外部需求形成制约。由此，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失去外部因素支持的同时，其内生问题也开始显现，这主要表现为：

　　1、速度高但质量低，规模大但结构失衡。质量和效益问题主要反映在：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能耗、材耗过高，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结构失衡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过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内需不足（投资占GDP50%以上，而居民消费仅占35%），经常项目下长期巨额顺差造成过剩货币流动导致通胀压力，三大产业中农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占三产比例43%，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城乡、地区、贫富之间收入之间差距拉大。

　　2、社会公平、公正缺失。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教育、住房等有形公共产品和法治、产权和专利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等无形的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以重化工产业结构为主的一次分配与以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扩大了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民生开支”占财政支出仅32%、宏观税负高达35%）、资本与劳动收入的差距；垄断、价格管制、国企与民企的不同待遇不仅扭曲了市场的价格体系、导致资源错配、造成不公平竞争，同时也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设租、寻租和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城镇化中征地、房地产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却未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管制和主导经济的模式已形成路径依赖、产生了由此获利的权力和资本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而市场化改革进程停滞，法治建设不力、公共产品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