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富庶的面纱终于揭开，世人惊讶地发现，债务的皱纹早已稠密地爬满了妇人的脸。
时间回溯至2008年，彼时金融危机肆虐，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刺激计划以期挽救经济，但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不断增加的抗衰退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以及低迷背景下锐减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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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草蛇伏线，灰延千里，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一场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最终如催化剂般加速了大西洋彼岸另一场风暴的形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星火”燎原
一场原以为风平浪静的政府换届，却意外地掀开了欧债危机的冰山一角。
2009年10月，希腊举行大选，由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成为新一届执政党，随后帕氏宣布，由于其前任刻意隐瞒，希腊2009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消息甫一传出，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市场强烈担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
希腊为尽快加入欧元区而对其赤字情况所做的“作弊”举动，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2001年，希腊热切盼望加入欧元区，但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总负债不能高于GDP的60%。但希腊当时的真实预算赤字比重为5.2%。
为达到使债务“隐形”的目的，希腊政府与高盛达成了一笔秘密贷款协议，最终让希腊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占GDP的1.5%。尽管希腊在其后将前述货币掉期交易的付息时间由2019年延长至2037年，但由于次贷危机爆发，融资成本骤升，希腊的债务链无法继续延展，被隐藏了8年的债务炸弹终被点燃。2010年4、5月份，希腊形势进一步恶化，欧盟被迫宣布向其提供1100亿欧元援助，但就在短暂的喘息之后，欧债危机在2010年底再度出现蔓延和升级的趋势：葡萄牙和爱尔兰因债务困境不得不向欧盟以及IMF求助。
进入2011年年中，欧债危机呈现向边缘大国扩散的趋势，穆迪在6月将意大利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在7月表示有可能下调西班牙评级。至此，信心危机进一步加剧融资成本飙升，“欧猪”四国（PIGS）悉数跌入债务泥潭。
而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危机不会波及核心国时，三大评级机构于2011年底却纷纷将枪口对准了法国，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失去3A评级的境地。由于欧洲内部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国被债务阴霾笼罩，系统风险不断积聚。
“单一货币”遭遇“分散财政”
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只是加速了欧洲国家暗藏多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造成这场风暴的深层次原因，却是欧元区自成立以来的先天性制度缺陷，即缺乏财政协调政策的单一货币安排。
欧元区国家均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成员国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调控工具。以希腊为例，其调控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财政政策，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挽救经济，避免衰退，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使得债务问题雪上加霜。
尽管欧盟对于这种二元性制度也设计了防火墙，《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但执行情况已经证明，公约的约束力十分有限，成员国财政纪律松散的大有人在。据统计，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时，欧元区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6.3%，其中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赤字分别占GDP的13.6%、12.5%、11.2%、8%和5.3%。
不少成员国财政纪律松散，也是欧元区内部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随着欧盟成员国日益扩大，欧元区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分化，其中又以南欧与北欧成员国间的区别最为明显。
一方面，在欧元持续升值、全球制造业向新兴市场转移的背景下，以希腊、西班牙等为代表的南欧成员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断被削弱；另一方面，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南欧成员国大多迫于政党与工会的压力，在经济发展迟缓的情况下依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削弱了竞争力，并且在整个欧元区中逐步被边缘化。
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央行出手买债，同时不断推进永久性救助机制的建立，此外，各国开始大力紧缩财政，削减开支，试图强化财政纪律、增进经济政策协调以及着手经济结构改革。然而，事实似乎证明，这些目前已采用的办法并未能将欧洲拉出衰退的泥潭：2013年5月29日，欧盟委员会做出了其应对危机政策的关键性调整宽限各成员国的减赤期限，将政策重心从财政紧缩转向了促进增长和就业。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财政脆弱是欧元区的普遍问题，除非欧元区最终实现财政整合，否则目前所有的方法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欧债危机将持续困扰金融市场。预算作为国家主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各成员国能够切实按照公约执行，其实质即是财政统一，但考虑到政治因素，财政联盟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作者为海外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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