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倾盆大雨中，上海完成了首次水价调整听证会。据报道，针对所提供的两种方案，“大部分与会代表支持采取阶梯式水价的调整方案”。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相对于单一价格制度，多层次的定价体系显然可更好地区分用水市场中的不同用户，让多用水者多付费，从而让价格机制更好地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和平衡真实成本与收益的作用。
据估计，北方某些城市的人均用水量仅为南方城市的1/3，用水短缺无疑已成为制约各个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基于相似的节水目标，全国范围内，各种类型的水价定价水平和结构的调整，也都已经或者将要逐步展开。
在刚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就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设想，国家发展改革委在相关报告中提出，未来我们将不仅更加注重提升城镇发展的质量，而且还务必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的有效占比。
两相结合可知，一方面，按照城市人口用水增长弹性大于1的相关研究结果（每增加1%的城市人口，用水的增加量要大于1%），可以确信，未来各类城市发展本身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水资源约束和挑战，由此，内部价格调整和外部争取水源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在用水上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城市用水规模的绝对增长将倒逼整个水资源环境系统的演化，包括挤压农业用水空间、地下水过度利用、水资源环境质量整体下滑、水体污染事件频发以及关联性的污染排放，等等。
就此而言，如果说，短期内城市水价及其阶段性调整事关各方利益得失，需谨慎对待，那么，从长期来看，城市在用水上的总体制度安排，其合理与否更涉及新型城镇化的成败。
其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水源）密切相关，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联合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的统计，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3个处在沿海地区，其他7个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江河湖泊周边。
长期以来，在水资源对城市发展重要意义的认识方面，民众大都仅停留在“用水”层面，即水资源是各种生产及生活等活动过程的必需品。但事实上，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重要程度远不限于“用水”，尤为重要的是，江河湖海等水资源是城市得以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城市发展赖以维持的资源基础。正因为丰富的水资源给相邻的城市带来便捷的航运和交通，在此基础上，各种工业生产、物资贸易、资本金融市场才得以应运而生，并在巨大生产力的支撑下推动人口规模扩增，并衍生出各类生产和生活活动。
由此可见，改善水资源环境既是城市发展的某种诉求，也是城市发展的天然推动力。从而，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各种用水危机和挑战，只不过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在“用水”层面上供求不相协调的一种表现，即，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用水的需求增长快于供水。对城市发展而言，水资源利用的更深层次矛盾则在于，城市所处的水资源环境及其质量能否满足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上的负荷需要和界限，如果城市长期突破水资源环境的限度进行发展，那仅仅在“用水”层面上做文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其二，城市发展除了高度依赖于水资源环境之外，还有必要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城市本身正在逐步成为提升水资源环境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分散生产与生活方式，城市发展高度聚集了多种生产要素，客观上有着集约的功效，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有研究表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譬如沿海，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干旱地区，城市化水平也较高，这意味着，就总体而言，将人口集中在水资源丰富地区的城市中，可减缓人口对于水资源的压力。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本身必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并提升组织体系效率，所有这一切都将极大提高城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能在相对意义上减轻城市用水的压力，使得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既有的用水规模的限制。就此，新型城镇化对于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意义在于，在基础设施、技术和制度安排等层面不断充实城市发展的内涵，充分发挥出城市在提高和保护水资源方面的各项益处。
以上两点告诉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除了继续沿用价格手段厘清城市用水供需关系，改善城市局部用水环境之外，更为迫切的任务则是，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挖掘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潜力，激发城市节水的动能，提升城市用水的效率。
换言之，基于新型城镇化加大水资源利用的客观需要和诉求，作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之一，体现为水资源整体环境的“水力”，将可能成为优先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城市竞争力源泉。城市发展好比是一场“长跑运动”，“水力”的长久可持续性将决定其最终的成败。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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