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乔加伟 南京报道
2013年，信托行业在争议中扶摇直上，却也必须在泛资管的大背景下，直面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构的“贴身肉搏”。
江苏信托董事长黄东峰直言，上述压力和竞争已能切实感受到，特别是券商资管规模快速上升，真可谓来势凶猛，还有券商的研发能力、客户优势和机制优势等都将逐步显现。但短期内，与实体经济打交道10多年的信托公司，在项目融资、投资等方面尚具备一定优势。
“我们正在探索信托资产和自有资金对接收益更高的股权类投资项目。”黄东峰透露，江苏信托正在研究相关领域的产业基金方案。
“我们不排斥代销”
《21世纪》：资产管理市场进一步放开，券商、基金等机构已和信托公司形成正面竞争，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压力，你认为应如何应对？
黄东峰：主要应把握好两点：一是选准发展路径，事半功倍；二是提高资产管理能力，增加核心竞争力。实践证明，十年来，信托业能在中国金融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它找准了定位，把主营业务直接对接实体经济。我国最近十年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主要归功于实体经济发展，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信托在增强实体产业的资本实力，拓展融资渠道上贡献颇多。这就区别于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它们做交易型投资较多一些。
同时，平台服务业务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利用信托制度优势，打通了金融资产此前的相互割据，初步把银行的理财资金及保险资金等衔接起来进入实体经济。
此外，信托公司设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还引领民间资本集合投资，有助于改变民间无规则的集资。信托计划也是一项富民计划，为培育中产阶级彰显了重要作用。信托收益率基本代表了资金的市场化利率，对资本市场的定价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21世纪》：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的政府类和房产项目祭出“十二道金牌”，目前业务有何变化？
黄东峰：监管部门更多是在提醒风险，从行业看，这两块业务可能还是信托公司的业务重点。不过，我们会加强对房地产信托的风险管理。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市场不确定因素在增多，要求信托公司更加谨慎，把准市场定位，合规经营。
基建类信托项目情况也相似，我们所做政府平台旗下的项目大部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尽力避免政府负债过重的地区及还款能力较弱的项目。
《21世纪》：政府类项目是否还面临一些地方政府在控制成本的问题？
黄东峰：一些地方政府对综合融资成本进行控制，这表明政府也在精打细算，这是市场行为。对信托公司来说，收益高低是第二位的，如果这个政府项目金融风险可控，即使我们收益少一点，也可以去做。
《21世纪》：随着理财产品代销风险个案暴露，银行正在收紧代销渠道，这个对信托公司冲击大吗？
黄东峰：我们有一个专门销售团队，目前集合信托自销比例差不多在90%以上，所以影响不大。每个公司情况不一，可能对有些公司冲击会大些。有的信托公司在全国各地做业务，或许当地投资者对公司和项目并不了解，或并不认可，就必须借助银行等渠道代销。我们不排斥代销，具体要根据信托计划的规模，与银行合作的利弊等状况来确定。
事务性信托是方向
《21世纪》：有些公司通道业务还在急速膨胀，你怎么看？
黄东峰：自主管理的信托业务肯定是信托公司的发展方向，但我国信托业还处在一个资本、管理的初始积累期，各个公司应该依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发展的阶段性路径。比如我们这样的地方性信托公司，很难把通道业务做得很大，央企系和银行系相对容易一点。
《21世纪》：除了大规模投资银行股权，今后江苏信托自有资金将投资什么资产？
黄东峰：我们还在研究相关的产业基金方案，如果能定下来，经过监管部门同意，自有资金会投资一部分进去做LP，这些业务在研究和推进当中。
《21世纪》：一些人士认为江苏信托的业务速度可以放得更快一点？
黄东峰：资本仅是业务快速发展的一项基本条件。我们正在建立符合加快发展的其它主要条件，包括建立相关业务方案、业务定位、激励和约束机制、风险管控体系等。其中主要是要处理好激励约束机制、风控与业务发展的协调关系，否则会事倍功半。
此外，我们也在酝酿在其他地区开设分支机构。但江苏项目资源相对较多，很好地抓住本地市场机会仍是我们的首选目标。
《21世纪》：目前，国内信托公司已介入家族信托、并购等创新业务，江苏信托在做哪些尝试？
黄东峰：家族信托是一个很好的课题，但对信托公司来说，作为一项主打产品，市场、法律等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同时，在中国进行并购也非常不容易，不仅缺乏合适的并购文化，并购市场、法律保障都不很健全。
此外，事务性信托业务也是一个方向，即信托公司作为第三方做资金托管、表决权托管、股权代持等，这方面如果政策配套到位，也是大有可为的。
作者：乔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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